新时代温州发展仍需“敢文化”的传承和支撑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智库》、《国家智库》总编

文/任玉岭

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国第一个农民城—龙港市，讨论温州的发展。

这里我根据几十年对温州市和温州人的观察和认知谈三个观点。

一、“敢文化”是“温州模式”出现的重要引擎。

温州本来是一座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的小城、山城和边城。但它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新模式，引起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关注。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大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虽曾引起有关方面的激烈争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下了人间奇迹，全市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3.2亿增长到5453.2亿，增长412倍;人均生产总值从238元提高到59306元，增长248倍;财政收入从1.35亿元提高到778.3亿元，增长575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497元，提高到51886元，增长109倍;农民收入从113元提高到25150元，增长222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06:1，贫困现象全部消除。仅从这些成就，“温州模式”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同时也是对国家的发展和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任玉岭在中国第一个农民城龙港市论坛上

那么“温州模式”和由这种模式推进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又是以什么为动力呢?根据我的认知，那就是温州的“敢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因工作关系，从60年代起，就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远在70年代，我就曾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看到过修鞋、弹花的温州人。会修鞋、会弹花的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但很少有人敢于背井离乡，遥遥几千里走进大城市，靠修鞋和弹花赚钱和谋生。而温州人做到了，他们不仅敢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而且敢于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敢于在城市没有住处的情况下，进行生存。我在北京、天津等地看到的温州弹花、修鞋的人，经常是住在一些小区的犄角旮旯里，用塑料布搭建的棚子遮风挡雨。

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由山东烟台乘船去大连，那天同我上船的至少有150位温州人，他们每人挑着两个修鞋机，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集中去大连，他们所，为了更多的了解东北各地的经济情况，前一年去了新疆使他们大开眼界，今年的150人到大连上岸后将分赴各地，等秋天农忙时把修鞋机卖给当地，全体返回温州，可以通过交流搞清东北各地的特点和实情。这件事使我甚为感慨，温州人不仅要靠修鞋去谋生，而且要靠修鞋去调查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与市场行情。

后来的日子里，我碰上一个温州老板，我问他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他说是卖塑料碗盆取得的。他当时在北京摆小摊，经常是露宿街头的房檐下，赚点钱放在书包里，又常常被城管给没收，多次的备受打击，并没改变他继续做下去的决心，敢于奋斗，敢于闯关的文化，已经融在他们的基因中。后来，他回家买了个竹床子，并将其做支架的竹竿全部打通，后来把赚的钱全部放到竹床支架的竹筒内，免去了城管的没收，这才积累了第一桶金。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温州模式的诞生，温州的快速发展，正是因为温州人有了这种敢字当头的基因、文化和精神，才拉动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崛起，“敢文化”成了拉动温州发展的真正引擎。

任玉岭在温州龙港市论坛上讲话

人们常讲的温州人的“四个千万”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敢讲千言万语”的奋斗精神，实际都是敢字当头的艰苦奋斗精神，敢是以不怕艰难困苦为基础的，什么艰难困苦都不怕的人，才能够敢作敢为，才能攀登高峰。温州人的“敢文化”一方面是长期的贫困倒逼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如前所讲的他们抱团取暖，通过修鞋、弹棉花以及销售小商品跑向全国各地了解社会与资源，认识市场与需求直接相关。正如日本前总理田中角荣所讲，一个人的贡献同他的活动半径成正比。温州人借助修鞋、弹棉花的集体行动和万里之行，使他们较早的扩大了活动半径，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这对他们的创新、创业和由草根变成参天大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敢文化”的被引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温州人的“敢文化”根深蒂固。但是没有改革开放，对民营经济的放开搞活，这种“敢文化”也就很难发挥作用。我们解放后，基本上是要消灭私有制度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使一大二公达到极致，而到了文革时期，四人帮又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长途贩运，自由买卖视为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温州的“八大王”就是因搞自由买卖被定为投机倒把罪送进牢房的。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和把经济工作放到了中心位置，1984年，温州市委决定从牢房里放出“投机倒把”的“八大王”。这件事不仅使“八大王”因此获得了自由行动，而且等于庄严宣布了长途贩运、自由买卖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和政策的许可，由此使富有“敢文化”的温州人的手脚被彻底放开，掀起了创业发展的新浪潮，促进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仅改革开放初的九十年代，温州就由农村走出150万人转向非农生产，成了搞活商品经济，催生“温州模式”的主力军。

兵书上讲，两军交战，勇者胜。在我看来一切机遇都是为勇敢的人提供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就是一次最大的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因为温州人敢闯敢试，他们就能抓住机遇，创下辉煌业绩。

这里首先要点赞的是陈定模荒滩建城之举。当年中国不论走到哪都要用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因此无法进城打工和谋生。陈定模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看到大批农民无法进城的窘境，于是就在龙港这个地方的荒滩上插上一块牌子，说这里要建一座农民城，要农民自理口粮，可把户口迁进五个村子为基础的“龙港城”，并通过自筹城市公共设施费，为入城农民提供水电和道路。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个龙港已经是一座高楼林立，汽车如流，市场繁荣的现代化新城，已经被中央批准为市的建制。而当年创建这座城市的陈定模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险。陈定模的一生正如他的诗歌所言，“沧海横流见本色，浮生起落也风流”。

第二个要点赞的是黄均瑶的“胆大包天”之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温州既没有铁路又没机场，而1990年7月，温州机场建成后，有人承包了温州至杭州的飞机，因手续不全被关押17个月。而黄均瑶看到这种情况，又为方便温州商人出行，更好利用机场这一要素，他决心再难也要包机，于是跑了几十个单位冲破重重限制，盖下100多个图章，实现了温州到长沙的包机，并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创办航空公司的先河。正是这种绝不向困难低头，“敢吃第一只螃蟹”，敢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精神，催生了温州模式，壮大了温州的发展。

诸如此类，温州先后出现了胆大包城、胆大包天、胆大包地、胆大包海、包铁路、包油井、包公交、包通讯等等，不仅在国内包，而且还走到国外包。最早湖北省十堰市的公交是温州人承包的，黑龙江北大荒第一个域外粮仓是温州人承包的，陕西延安最早的对外开放油井还是温州人承包的，在国外，中东首家商务电台也是温州人承包的。温州的机场是温州企业家集资建成的，温州铁路是温州企业家投资铸就的。我还记得央视报道过，温州人到俄罗斯捡破烂，竟然捡回了火车头。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为之震惊，无不赞扬温州人的勇气和胆量。

进入新世纪后，就我亲眼所见，温州人已在中国很多城市乃至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米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建起了众多温州商城。正如一位作家所讲，“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温州商会遍及各地，为各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年前我到郑州参加温州河南商会成立十周年，会长告诉我温州在河南的商人足有60万，整个投资已经上千亿元。据悉，由260万温州人经营的温州店、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已经遍布中国，温州商贸城已在五大洲星罗棋布。如此的温州人的“敢文化”在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铸就了温州商人的成功和辉煌，同时也为我们国家多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与突破。今天中国民营经济已实现“56789”，即50%GDP、60%税收、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成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此中与温州人的奋力拼搏和“温州模式”的引领不无关系。

三、“敢文化”的传承和支撑，定能使温州再创美好前景。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不景气和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温州在今年上半年的发展中，GDP的增长率比全国低出1.1个百分点，有6万家企业，约占温州制造企业的20%，出现了停产和半停产，整个温州的发展遇上了从没有的窘境和艰难。

任玉岭在温州市苍南考察幼儿教育

出现这种情况的背景问题，依我分析有以下八个方面。一是企业多而小，难以适应今天创新的大形势。温州有90.2万个民营经济主体，其中企业22.3万户。很多企业都产业单一，规模较小，势单力薄。二是温州企业走出去的多，走进来的少，由于很多企业走向外地和外国，带走了资金，带走了人力，出现了像东三省一样的局部地方和企业的空巢化。三是温州企业人才紧缺，很多老板创业时有中小学文化水平，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推进，出现了互联网+的不适应。四是温州山多水多，可利用的土地相对紧缺，地价相对过高，给企业的扩展和招商引资造成不利于竞争的环境条件，五是温州离上海、杭州较远，长江三角洲的要素聚集，快速发展，造成了温州竞争力的下降和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六是地理原因，造成温州城市中心体量较小，凝聚力、吸引力、拉动力、辐射力、影响力都相对较弱，周边一些县城虽有较大发展，但都因处于镇级的建制，像龙港一样，规划没有跟上，企业的巨无霸较少，总部经济不甚发达，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群，制约了温州发展。七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人都已变老，富二代缺乏父辈的创业精神，像第一代创业者那样能以吃苦耐劳敢闯天下。八是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为支撑的新经济相对滞后相比较而言，传统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动能不足。

为解决好以上问题，温州的发展仍需传承和弘扬以“四个千万精神”为代表的“敢文化”，需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诸多工作下功夫。

(一)要敢在城市“人气”上下功夫。

纵观世界，凡是人口多、人流大的地方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经济的市场取决于消费，人多需求多、消费多、物流多，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也会随之增加，这样经济就会繁荣。为了促进温州人气的增加，一是需要加大力度宣传温州文化，进一步提升温州的知名度和亲和度。在某种意义上讲，知名度就是生产力，宣传也创造生产力。降低门槛，放开户籍，让外面人走进来，让更多农民进城。二是要加大力度发展旅游服务，温州有雁荡山的瀑布和峡谷，有温岭的石窟群，更有楠溪江的重峦叠翠，悠悠三百里，风景如画卷，温州应该整合旅游资源，用好旅游发展良机，带动温州的人气。三是要抓好城市规划，并做好向海发展，扩大城市面积，提升发展空间，用更多便宜的土地吸引本地企业回温州建设家乡，吸引外地和外国企业到温州投资兴业。

(二)要敢在营商环境的改善上下功夫。

要聚人气，聚企业，首先要搞好营商环境。温州本来营商环境是好的，但进入新时代之后，各地的营商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吸引企业方面的竞争性明显增强。温州需要从新时代的新变化出发，在营商环境方面做好审时度势的打造和改善。一是要按照习主席2016年在两会上提出的亲与清的要求，处好政府人员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官员要从感情上亲近民营企业，要改变反腐后形成的“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认识思维，在坚持气正风清中，搞好对民企困难的关照和对民企权益的安保。二是要在政策上厚待每一位投资人。要按照十八大指出的各种所有制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享受法律保护的原则，在税收、招标、投标、资源利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等方面清理有违公平和平等的政策文件，做到政策一视同仁。三是要在金融、设施与服务方面做好服务。要改变金融方面的贷大不贷小，贷富不贷贫，要在道路、通讯、水电等设施方面解决好“最后一公里”，要在服务方面做到全面及时，并需按照发改委最近发布的文件，对诸多专项政策，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大规划的制定，更多听取企业的意见。

(三)要敢在创新上下功夫。

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习主席指出，在激烈的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温州要搞好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

一是要搞好思维模式的创新。①过去的走出去发展思维是正确的，而今天需结合温州情况，动员更多企业回乡发展。②过去每一个人都当老板的思维是正确的，而今天需要根据发展形势的变化，大家都来当股东，进行同类项合并，把企业做强做大。③过去的家族式经营，需转变为向社会聘请优秀人才，实行社会化经营。

二是要创新科技。①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向华为任正非学习，用10%的营业额支持技术创新。②需要瞄准教育事业大发展、每年社会上有40万海归和800万大学生的实际，更多招聘优秀人才，谋求更大的人才红利。③要关注信息技术和网络化的发展，搞好互联网+与本土企业的融合，驱动企业的发展。

三是要在管理上创新。①要进一步扩大活动半径，要通过学习，站的更高、看的更远，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风云的变化，使管理思维跟上国家要求和时代发展步伐。②用好中国主要矛盾转化的机遇、一带一路的机遇和乡村振兴的机遇。③建立企业的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管理体制和推进企业的智能化运作、智能化经营。

总的看，中国的四化建设仍然处在进行时，中国这个经济大海，有14亿人的消费需求，又有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经济基础，我们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全国人民之智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定能行稳致远。温州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只要能继续弘扬以“敢文化”为中心的温州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温州就一定能再展宏图，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