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与伟大贡献

［内容提要］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与实践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坚强组织保证，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宝贵经验，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进步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在充满未知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毛泽东和与他同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惧成败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镌刻下奠基者的丰碑、探索者的功绩和先行者的身姿，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带领中国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奠基者。

2023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特殊节点，“回看走过的路”，深入考察毛泽东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和平进步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艰辛探索和伟大贡献，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对于“远眺前行的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一、领导党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扫清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为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随着世界现代史的逐步展开，人类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设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替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将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出发，几乎无法用现成的理论概括近代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在1939年就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概括，他指出：“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方面，对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作为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绝无可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只能是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实现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在理论上不属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前途问题也很难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加以说明。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成果。这一创新性成果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以及他后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早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出发点，只有理解了这个出发点的特殊性，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历史必然性。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路，他科学预见和正确指引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途和方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欲求现代化，必先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欲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诉诸革命。对此，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为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顽强奋斗，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彻底扫清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障碍，为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领导党和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新纪元，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毛泽东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航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以争取国家财政和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同时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与此同时，民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同时，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1952年9月，中共中央经过三年的实践，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

1953年6月，经过深入研究、反复酝酿，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作出的重大历史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纲领，对于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为后来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全面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逐步建立。自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立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从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牢固的制度基础和坚强的制度保证。

三、深刻阐明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领导党和人民确立了执政条件下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强组织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提出，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是以党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为开端的。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批评，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事实上确立了党对根据地一切工作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如何体现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财经工作、工业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党委领导原则32字方针，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解释道：“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应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各方去办”不是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企业、合作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通过，方才去办；“不离原则”的“原则”是指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等。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四、提出“走自己的路”思想，领导党和人民确立了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为主的现代化建设路径，为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宝贵经验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曾自信而豪迈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没有经验，能参考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1949年12月，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取经”。在长达两个多月的访问中，毛泽东不仅与苏共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同时对苏联的工业、农业、城市建设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结束时，毛泽东指出：“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自莫斯科回北京的途中，毛泽东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讲道：“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从苏联回国途经哈尔滨和沈阳时，还对地方党的领导同志强调“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并反复叮嘱“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命运和作风建设的忧患意识。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世界各国包括向西方国家学习。1950年3月10日，在接见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学员们时，他强调：“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还说道：“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毛泽东还对即将赴任瑞典大使的耿飚叮嘱道：“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然而，毛泽东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他敏锐地指出，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反思道：“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为此，他总结道：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进一步解释道，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始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庄严的宣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他说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五、率先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准备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和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警惕与反思，毛泽东日益认识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1956年上半年，他对国务院30多个部门进行了近一个半月的深入调查，在对中国国情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郑重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

1956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应该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问题。3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他提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月4日，他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命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在修改《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写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考之下，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例如，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道：“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时间”。此外，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他提出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他提出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准备。

六、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角度科学判断和正确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毛泽东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角度科学判断和正确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巩固新生政权，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同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进行军事较量并取得胜利的一次保家卫国战争”。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从此奠定了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大国地位。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又面临来自苏联的干扰。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毛泽东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坚决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行径，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是兄弟党而不是父子党关系，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毛泽东积极倡导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宣告中国与包括赞比亚在内的第三世界坚定地站在一起。“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赞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广阔，朋友越来越多。1971年10月25日，在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又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恢复了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毛泽东的这些重大决策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七、领导党和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和禁运封锁的条件下，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同时，新中国自成立起的很长一段时期，因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也作为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还遭受西方国家集团式封锁禁运。面对艰难险阻和严酷考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伟大号召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中国经济也在世界上稳稳地站立了起来。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虽然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也初步满足了约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对于毛泽东这代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作过这样的评述：“尽管有着这些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八、领导党和人民培育了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和伟大精神，锻造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精神动力和关键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塞罕坝精神、红旗渠精神、“两路”精神、王杰精神和西迁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党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明确要求：“继承党的一切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那么一种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了这一条，我们党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毛泽东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培养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中国式现代化接力前行的关键。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深情地说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陈云把“培养了一代人”“一大批干部”看做“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结语

今天，当我们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回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历程，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在千古伟人毛泽东的领导下，才能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终结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突破重重禁运和封锁，把卫星送上太空、在戈壁沙漠中升起蘑菇云……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朝鲜战场上数百万志愿军战士是如何浴血厮杀才把不可一世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逼到谈判桌上的，在无水无电无路无车的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者们是如何艰苦劳作的……所有这些都真真切切地写在了我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上。

在充满未知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毛泽东和与他同代的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筚路蓝缕，以不惧成败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镌刻下奠基者的丰碑、探索者的功绩和先行者的身姿，诠释了苦难辉煌，承载着光荣梦想，成为那个时代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所强调的：“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为了这一事业，无数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心中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奉献和牺牲。”远眺前行的路，一切铸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岁月和过往、艰辛和辉煌，都将成为我们血脉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都将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宝贵财富，由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在这同一面旗帜下！

（作者：吴德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