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

周恩来为什么能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这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初心和使命密切相关。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并在开国管理中取得奠基性成就，之所以能让周恩来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

人民性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毛泽东最有影响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品德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心悦诚服地信服毛泽东这个领袖，是因为他是在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人民的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

周恩来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的人民性包括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三个部分。

为人民服务，最伟大、最光荣、最神圣，这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

在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牺牲了五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为捍卫民族独立，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泽东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1976年7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放声大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历史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所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

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毛泽东对鼓吹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贯彻实行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人民性的方法论。毛泽东的人民性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包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与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密不可分，也与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方法。

求是性

“实事求是”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毛泽东又一个特别优秀的品德。周恩来说：“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

周恩来评价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同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实事求是的品德和性格。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一条就是“遇事虚怀观一是”，即“虚怀观是”。“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一时的实事求是、个别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

“虚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胸怀，不是胸中只有本本，不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的状态。胸中只有本本，胸中只有领导意图，胸中只有私心杂念，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观都观不到，何谈去做到！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二条就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即“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真心、讲真话，这种人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

和气就是谦和，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喜欢翘尾巴的人，看不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采纳不了众人之见，集中不了众人之智，这种人也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谦和既是品德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就会发生霸王别姬那样的失败。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三条就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即“去偏归是”。1941年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偏”就是片面性，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偏”就是走极端，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容易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偏于一面，都归不到那个“是”。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四条就是“去伪存真”，或者叫“去伪存是”。去伪存是，即去掉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以求得真的、实的、内在的东西。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不去掉，存在的就不是“是”。

毛泽东批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那种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在七大上号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把马克思的东西偷作自己的东西。这是批王明的。“不装”，就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不吹”，就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把一说成十；而是一就是一，十就是十。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五条就是眼睛向下调查研究，即“调研得是”。眼睛向下，是要求对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你不接近群众，你的智慧从那里来？群众中蕴藏着许多智慧，你把它搜集起来，集中起来，你就有能耐了，你就能把事情办成功。

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好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包容性

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说决策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出主意、用干部，但若没有包容性的品德，就出不好主意，用不好干部。包容性就是心胸似海，纳百川，而不弃任何一条小河之水，所以成其大。

包容性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包容性就是既能通古今，又能通中外，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智慧。毛泽东正是具有这样包容性的人。

毛泽东重视出主意，他的许多好主意都是从运用古今中外法中产生的。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以历史为镜、以外国为镜，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古今中外法是好主意，也是智慧形成的一个重要源泉。

毛泽东重视并善于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根基深厚。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总结和吸取《论语》《汉书》等史书中的经验和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总结和吸取孟子等古人民本思想的智慧密不可分。

毛泽东重视将外国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为中国所用，重视并善于汲取外国英杰的智慧，以开阔眼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向欧美三杰——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华盛顿吸取抗战智慧。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的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华盛顿躲开与英军直接对峙消耗英军的打法，给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以积极影响。

毛泽东重视用干部，他的旗下群英荟萃、各显神通，与他善于运用五湖四海法密切相关。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毛泽东用干部是各个山头都用，搞五湖四海，不搞团团伙伙的小圈子。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法是由他的胸怀人民、胸怀天下决定的。

坚韧性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写道：“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这是对毛泽东坚韧性品德的精到的概括。

“坚”，就是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求坚定信仰、坚定信心为党确立的目标而奋斗。

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红军力量那么弱小的条件下能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坚定、多么强大。

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也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咏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困万千重”，敌我力量悬殊何其之大，对我不利的形势何其严峻。“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何等坚定、何等坚强。

“韧”，就是能屈能伸的能力，善于迂回的智慧，善于等待的耐力。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是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的人。在坚持原则中是坚持方向，实现目标的人。在灵活运用中是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人。领导者或者说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智慧变成大家的智慧，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等待、需要迂回。毛泽东是善于等待的领导者。

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曾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毛泽东也是善于迂回的领导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周恩来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作者：曹应旺（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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