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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生态治国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研究（第五章--第七章）第五章 “无用之用”思想内涵及其对城乡统筹问题的实践价值第一节 庄子“无用之用”是尊重自然的“大用观”
在道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庄子》中，有许多地方都有关于“无用之用”的论述，比如在《逍遥游》的篇末有这样两则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由此看出，庄子认为，大瓠最大的用途就是用大瓠本来的样子当作腰舟浮泛江湖；而大树樗虽被世人认为是不材之木，但它枝叶茂盛，婆娑荫映，蔽日来风，其最大的用途就是供行人徘徊栖息，徙倚顾步，寝卧其下，而且正是由于大树樗臃肿不材，拳曲无取，所以匠人不顾，斤斧无加，夭折之灾，何从而至，故得终其天年，尽其生理，使之生生不息。因此，庄子这里所指的无用之用，主要强调世间万物本来的用途和自身的价值，强调合乎万物自身的本性特征发展的方面的功用，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尊重自然造化的大用观。 又如在《人间世》中，庄子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山木长得太好了，自己招来人的偷盗砍伐；动物招来杀生之祸，也是由于其自身的脂膏有利用的价值；桂枝补食可吃，故遭砍伐；漆树的皮可以用，故遭刀割。庄子借此批判了那种只“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的狭隘的价值观，认为过分执着于事物的某些实际功用，往往会导致“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因其用而自取败亡的结果。 庄子还在《人间世》论述了一些按一般人的效用观来看栎社树、商丘木均被认为为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但庄子却认为栎社树、商丘木正因为对人一无可用，而免遭砍伐，故能“若是之寿”、“以至于此其大也”，也就是说它们均以不材而得以尽其天年，而保其全生，行以大用，使栎社树能“大蔽数千牛”，而商丘木能“结驷千乘，将隐庇其所赖”。而相反一些长得很直很好的柏树、桑树等，却因有用而遭砍伐，而不能尽享天年。因此庄子认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从上面的论述可看出，庄子认为，常人认为的“有用”都是小用，只有天地自然而然赋予世间万物本来的用途才是大用。自然万物的“无用”是永恒的，“有用”反而是短暂的。 再如《外物》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只有知道和理解无用，才能跟他谈及有用的问题。庄子举了一个例子问惠子，天地很广大，但人所用的只是容足之地罢了。如果把立足以外的地方都挖到黄泉，人所站的这块小地方还有用吗？惠子回答没有用。庄子说那么无用的用处也就明显了。 由此可知，庄子认为无用是有用的根本，只有把握“无用”之不变，才能正确把握“有用”之变。正所谓古人所说的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庄子认为这个“不变”就是保持大自然的本来的样子，最大限度保持大自然无用之用，也就是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妄为滥用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明了和顺应变化的规律而适应变化，使之“万变不离其中”。这一观点是与老子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一脉相承的，如《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宗源，而道又是效仿自然的。由此看出，老子不仅主张“道法自然”，而且把自然作为宇宙的本根存在，作为万物本性的原初状态，即本性自然。 此外，《庄子·天道》中又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对待本性自然的行为之方是当如《道德经》第64章所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即辅助，而不是凭着人类的主观臆想来塑造万物，之所以选择辅助的行为，是因为“不敢为”， 如果有意而为，则势必伤害万物的本性发展。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所谓“辅”、“不敢为”绝对不是不为，而是因循万物本性而行为, 如《庄子·应帝王》中所言“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意为“你应处于保持本性、无所修饰的心境，交合形气于清静无为的方域，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没有半点儿个人的偏私，天下也就得到治理”。 由以上分析得出，庄子的“无用之用”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延续和升华，是尊重自然本性、尊重道德本性的大用观。 第二节 经济学“效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小用观”反观经济学中，效用(Utility) 也许可称得上是最基础、最经典的经济术语之一。据《新格尔帕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记载，这一术语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历士多徳的《政治学》。作为经济范畴，效用最初出现于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51年出版的《论货币》，其含义为“事物能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属性”。过了100多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把效用定义为“能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Jevons，1879）。在这个时期，由于幸福和快乐的含义是模糊的，经济学的效用中还包含了许多道德伦理和精神层面的东西。 但从近代关于效用定义的历史演化来考察，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日益强调一种人为的有用性。亚当·斯密（Smith，1776）在《国富论》中说，“‘价值’一词具有两个不同的意义，有时是指某些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是指购买其他货物并取得所有权的权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可见，斯密所谓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显然是指事物客观意义上的“有用性”。比如，衣服可以御寒，食物可以果腹，如此等等。之后，大卫·李嘉图（Ricardo，181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说，“对交换价值而言，效用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商品竟然不是有用的，换句话说，如果它不能提供点什么使我们得到满足，它就没有交换价值。”在这里，李嘉图强调了“我们”，也就是指人类，认为如果对人没有“有用性”，那么此东西就是没有交换价值的。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弗里德·马歇尔（Marshall，1890）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说，“效用被当作与愿望或欲望有关的名词……能够通过它们所引起的外部现象加以间接的衡量……这种衡量是以一个人为了实现或满足他的愿望而愿付出的价格来表现的”。在这里，马歇尔将效用直接用货币价值加以衡量，更加强调其功利性。而之后，现代经济学之父保罗·萨谬尔森（Samuelson，1998）在他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中则说，“可将效用理解为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按照这个定义，我们从“消费”、“主观上”以及“享受和有用性’这几个关键词就知道了萨谬尔森是强调对人的主观的欲望的满足以及对人的有用性，他强调效用是一种人的主观感受。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用进行了论述。如加里安尼在他的著作《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萨伊则从人的需求来分析效用，指出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内在力量叫效用，人力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还有经济学家从时间的角度，从生理规律的角度阐述效用。 上述近现代经济学家有关“效用”的论点，不论哪种，都是以满足人类欲望和需求为核心的。由此可见，从“客观”到“主观”的演变，从强调客观事物有用性到强调对人的有用性，现代经济学的“效用”是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有用观”，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的“有用观”，而没有把人融入到整个生物链中去考虑人的行为是否有用，实际是关注人的“小用”，而忽略了整个大自然“大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中的“效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小用观”。
第三节 两个概念的辨析对城乡统筹问题的反思无可否认，我们的思想已经落入“效用”的怪圈和惯性中，以至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受“效用”思想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无用之用”思想的影响，使得“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近年来，我们在城镇化和城乡统筹过程中，过度强调农民向集中区集中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假定土地用于工业活动的“效用”远大于农民种植农作物所产生的“效用”，农民进行非农业生产的“效用”远大于农业生产的“效用”，这种思想明显是太过于重视“效用”而忽视“无用之用”，重视“小用”而忽视大用。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许多地区在城乡统筹过程中过分强调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过分强调城镇化率，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整理更多土地，给工业和房地产提供用地。 按照庄子“无用之用“的观点，土地最大的无用之用应在于它保持水土、净化环境之用，它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用途，也就是它的大用，是生产农作物供人类所需。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通过减少农民居住用地来大上工业项目、大搞房地产开发的做法，从长期来看，不仅是不经济的，而且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环境及社会问题。 第一，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比如宜黄事件中被拆迁的房子和黑龙江被拆迁的房子中，大都是刚建好不久的三层住宅，拆除这样的房屋完全是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第二，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许多拆迁事件中，由于政府或中间商的故意拖欠、克扣，使拆迁赔付不到位，就会引发许多诸如自焚、游行、闹事等社会不安定事件，这又会增加许多社会成本。 第三，引发农民失业的问题。被征地农民大都位于城市周边，他们依靠种植花果蔬木等经济作物，其家庭收入大多数超过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家庭收入。因此，这些农民失去土地后，不愿去工厂上班（因为上班工资比他以前的收入还低），况且社会也不一定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如果要自己经商或创业，往往又缺乏资金，或者因个人文化水平太低，很快就会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在实地调研中，会发现许多农民无所事事，靠拆迁费过日子。等拆迁补偿金用完了，农民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就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第四，引发许多环境污染问题。由于工业园区的开发，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进一些化工企业、污染企业和耗能企业，而带来一系列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节能减排的承诺将更难实现。此外，工业化园区会将许多良田水泥化，造成了耕地的退化和减少，进一步造成环境的恶化。 第五，影响农业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的另一个目的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的产业化、设施化、机械化、商业化和市场化，但它同时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弊端就是农业的化肥化、饲料化、农药化和转基因化。而化肥、饲料、920、转基因等技术的使用，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农田的贫瘠化和物种的变异（比如二恶英和疯牛病对人类警示），农产品的质量会更差，农作物的营养也更低，由此引发的人类疾病就会更多。钟南山院士早在2004年就指出，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些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此外，农药残留也是是导致人类尤其是小儿神经系统受损的罪魁祸首。因此，在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吃什么？吃的东西是否洁净，是否营养？ 第六，造成农作物价格上涨。去年底以来，我国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既有粳米、玉米等主要农产品，也有蔬菜、大蒜、绿豆等农副产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减少了城市郊区农产品种植面积，进而影响供应。农业部统计，今年1-6月国内谷物进口量增长60%，其中玉米进口量同比增加了26.3倍。另一方面，农民变成了市民，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也增加了需求量。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成为农作物上涨的重要推手。我国的粮食已出现危机，但却还要浪费我们的土地资源去大搞工业和房地产，岂非舍本逐末？ 第七，开发的房地产中绝大部分是高档住宅和别墅，只有高收入人群能购买得起，导致 “买得起房子的人永远买得起，买不起房子的人永远买不起”。因此，造成空房率的增加，浪费国家资源，而且将会激化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效用”的概念引导我们去追求土地的“效用”，追求完成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指标，而忽视了土地本来的用途，忽视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忽视了人与人的和谐，甚至忽视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对健康农作物的需求。 面对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对被俗化了人的精神领域，面对由于竞争带来的无休止的暴力，面对由于人性的贪婪而引发的经济危机，面对商业化、城镇化、标准化等一系列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和我们的城镇化进程。我们是否有必要继续追求GDP、城市化率、基尼系数、商业化这些满足人类无限贪欲的现代化的效用指标，而继续忽视甚至无视大自然对我们的警示，无视大自然造化的“无用之用”呢？ 第四节 结论：控制“效用”之小用，发挥“无用”之大用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对比分析，通过对城乡统筹诸多问题的反思，我们应更加重视庄子“无用之用”的大用，而要将经济学中的“效用”之小用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效用”之小用必须以“无用之用”的大用为根本和基础。 我们不能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国情来，而且要明白我们根本的目的是什么。依照“无用之用”的观点，我们应保持土地对人类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用途，就是生产农作物供人类身体所需。我们要尊重良田，尊重沃土，让它发挥其“无用之用”，这样我们也就能清净无为，逍遥自得，全真葆生。 依照庄子的“无用之用”的观点，解决农民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是要让他们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土地）内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比如国家可通过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储备粮收购制度、更加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等，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保障农业稳定的生产环境，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收入，进而从总体上解决九亿农民的生存、生活、就业问题，保证中国的农业与粮食安全，这才是真正发挥农民的“大用”。 因此，在城镇化和城乡统筹问题上，我们要注重大自然的无用之用，让土地之为土地，农民之为农民，而不要盲目地追求城镇化的效用指标，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舍本逐末，自取灭亡。老子说：“知止，可以不殆”，意思是说，知道停止，才没有危险。我们怎样才能不受各种诱惑的干扰，做到顺应自然，发挥万物的“无用”之大用，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六章 “小国寡民”等思想对我国城镇发展的启示 当今中国正进入城镇快速发展期，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年均增加率约在0.8-1%，中国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预计达55-56%，城镇人口将达7.5-8亿人，中国将由以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转变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型社会。但在实际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过度集中，小城镇发展不足，二元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并且伴随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浪费、疾病滋生、效率低下、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将给我们实现生态文明战略、建设两型社会带来巨大的障碍。究其原因，是大家对为什么要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好处等问题认识还不很深刻。基于这样的现实困境，本文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对缓解大城市问题、深化小城镇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对体现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精神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小国寡民” 的思想内涵及历史背景一、思想内涵“小国寡民”,语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其原文为：“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 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对本章的解读，历来学者的注解多有不同，成书于西汉初年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对此解释颇多新意，本文就以此来展开相关探讨。 对于第一句“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河上公注曰：“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泰。民虽众，犹若寡少，不敢劳之也。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贵贱不相犯也。器谓农人之器。而不用，不征召夺民良时也。”也就是说，小国寡民是个比喻意义，是指不论国家（城邦）的大小，都要把其看之为小，都要勤俭治国，不论人民的多少，都要重视民生，不要轻易地劳民伤财。那么怎样做才好呢？后面提出了具体解决之道，也就是使人民各自有各自归属的部落乡曲，各有各的必须的家什，无论贫富，别人的“器”（作者认为“器”不能光指农人之器，而通“什伯”，泛指自己的人和物的统称，可翻译为器具、家什、物件、东西等）就不要老想着去用。特别是皇帝或统治阶级，更要爱惜民力，重视农业，不要折腾人民，浪费人民务农的良时。这一句是本章的中心思想，以下的话都是围绕着第一句话加以展开的。 第二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河上公注曰：“君能为民兴利除害，各得其所，则民重死而贪生也。政令不烦则民安其业，故不远迁徙离其常处也。”意思是如果统治阶级能让人民各得其所，而不用许多政令去折腾人民，那么人民就会珍惜生命，就不会到处迁徙去占用别人的“什伯”或“器”。 第三句“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河上公注曰：“清净无为，不作烦华，不好出入游娱，无怨恶于天下，去文反质，信无欺也。”结合河上公的注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即使有车船，没有什么事情也不要去乘坐；即使有甲兵，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也不要轻易使用。而且，还要使人们精神重新回到“结绳记事”时代那种诚信无欺、简单纯朴的状态，重新回归到像结绳一样最简单工具（什伯、器具）和工作上来，并且安心地去做好。在这里，老子的“结绳”用了比喻意和双关语，而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连文字都不要了”，那种解释是对老子的断章取义，是不足为取的。 第四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河上公注曰：“甘其蔬食，不渔食百姓也。美其恶衣，不贵五色。安其茅茨，不好文饰之屋。乐其质朴之俗，不转移也。”由此，这句话可理解为：爱吃自己方便得到的食物，有什么吃什么，不挑剔。爱穿自己简朴的衣服，不贪图五颜六色的衣服。安于自己的住所，不追求经过豪华装修后的房子。乐于自己质朴的风俗，不转移，不改变。 最后一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河上公注曰：“相去近也。其无情欲。”这句话是全章的总结，具体含义是指：在这样和谐的城邦中，无欲无求，即使相邻的城邦举目在望，鸡犬之声相闻，直至老死也不互相交换什么东西，大家都各自守着自己的部落、乡曲和“什伯”。 综上所述，《道德经》的第八十章,河上公本的章名为“独立”,意为要大家独善其身，自立自强，其社会形态是小国寡民，其基本方法是各得其所，其生活方式是“甘，美，安，乐”，其精神状态是少思寡欲。 二、历史背景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息、战乱不止的时代。西周初年，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却没想到诸侯国的势力不断强大以后，造成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争不断的局面。诸侯国的统治阶级由于战争征敛无度，使百姓苦不堪言；一些新的中下阶层的人则趁机通过兼并土地、争夺农户和经营工商的渠道，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十分突出。 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有一百二十八个，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有的小国只相当于如今的乡。马王堆帛书甲本“小国”、“邻国”之国皆作“邦”，即“城邦”；乙本作“国”，是因为避汉高祖刘邦讳。新道家也认为古代的“国”不等同于今天的国家，它相当于主权政府下的一个政区或村落。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老子所指的“国”与今天国家的意义有着较大的区别，当时的“国”指的是诸侯国，是指“邦”，意为以种植庄稼为业的聚居区；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并非小的国家和少的民众，而是意为城镇要小，人民要少。 第二节 与小国寡民相类似的近现代理论无独有偶，一些国际思潮，比如田园城市理论、新城市主义、有机疏散论等，也和“小国寡民”哲学思想相吻合，也提倡控制城镇发展的人口和规模。 一、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9世纪末的欧洲，农村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市区，使城市人口与用地规模急剧膨胀，也使城市原有的市政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住宅需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的居住生活环境也持续恶化，贫富差别日益悬殊，环境异质性加强，贫民窟与华屋美宅共存的二元社会现象随处可见。 1898年，霍华德在他所著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倡导一种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即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新型居住形式——田园城市的理想形态和布局。田园城市较之旧的社会形态，主要有三大优点。第一，田园城市是城市和乡村的有机动态平衡。第二，田园城市是一个功能相对完整的城市。它是一个多功能混合的城市，提供了从居住、工作、教育、购物到休闲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第三，田园城市避免了传统、单一核心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恶性膨胀。 二、彼得的新城市主义新城市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城市规划一个新的城市设计运动。其代表人物是Peter Calthorpe。主张借鉴二战前美国小城镇和城镇规划优秀传统，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紧凑的社区，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认为，城市规模主要受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容量的限制，城市规模应以此为限，否则将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城市活力的丧失和城市生态基区的急剧增大，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衰退。它批判了美国“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郊区化模式，主张城市应该拥有多种交通运转系统：不仅要有大运量的、快速的、节约能源消耗的公共交通系统，而且更要有无须消耗能源的、宜人的步行系统（包括人行道和小径等）、自行车系统等，有限制地使用小汽车，以满足人和社会的多种需求。他们所构筑的未来社区的理想模式是：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能将自然环境和人造社区结合成一个可持续的有机整体的、功能化和艺术化的走廊。 三、其它相关理论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1943年）一书中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基都提出城市和乡村的有机疏散和相互融合的主张。在德国，巴纳（J.Barner）明确地从振兴农村的角度论述城乡关系，他和贝格林一道提出了“城乡区域模式”。这种模式首先从重视通勤便利的角度把握城乡关系，通勤便利的基准是将往返时间控制在两小时内，在这个基准下，城市和农村被当作一个整体，城市区域内依然保留着农业，以兼业农家为主体。 上述理论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都有或多或少的类似之处。首先，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类似之处，老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引起的“人地矛盾”，霍华德所处的19世纪末的欧洲则是因为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而引发的“人地矛盾”，新城市主义则是因为城市过度蔓延而引发的“人地矛盾”，这些人地矛盾又不约而同地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和地区的“二元现象”。其次，这些理论都主张应严格控制城镇的规模，并且应由功能综合的社区构成，都与老子的“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的思想相类似，特别是新城市主义中强调和谐的社区，与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老子更为强调的是人的一种少思寡欲，乐得其所的精神状态，而新城市主义只是通过紧凑的社区的建造来营造和谐热闹的气氛。第三，新城市主义中有关限制交通的论述与老子的“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等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老子的论述更加极端一些，这是基于当时老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列国争霸，民不聊生，老子于是主张最好这些交通工具都不要用，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第三节 “小国寡民”以及类似思想对城镇发展的启示《道德经》第八十章的核心思想是要走小城镇发展的道路。但在具体的形成城镇的过程中，我们又要注意些什么呢？联系《道德经》的上下文以及近代一些类似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要走清净无为的小城镇发展道路由上文可知，老子与田园城市、新城市主义等思潮一样，都强调要控制城镇的规模和人口。而且，老子以他的远见卓识，认识到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不利于其发展，洞悉到建立自给自治的村落为基础的政治结构有利于消解紧张的权利之争。同时，他认识到中央权利越努力渗透社会，就越感到作为统治方式的绝对权利的无能为力14]。由此提出了“清净无为”的“小国寡民”思想，提倡地方自治，从而实现“小政府大管理”的治理模式，这也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如美国实行的联邦制，以及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所日益盛行的无政府主义都表明了这种趋势。我国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提出的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也显现了这种趋势。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我们的城镇小一些，星罗棋布地布局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那么大城市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堵、疾病滋生、效率低下、二元现象严重等城市病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而且如果像田园城市等理论所主张的一样，农民的田地离城市不远，甚至与城市相融合，农民就可以直接将农产品卖给城里人，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不是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运输环节上，城市的居民也可以品尝到最为新鲜和有机的食品。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将更为洁净，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镇较之大城市更有效率，更环保，更加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正像一个营养过度的高血压胖子，需要减减肥、减减压，才能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小国寡民”的思想是一种要求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都清净无为的可持续发展观。 二、在城镇发展中要少使用交通工具和武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是说：使百姓看重生命而不随便搬迁。即使有车船，也没有必要去乘坐它们；即使有武器装备，也没有必要去使用它们；让人们重新回到像结绳一样简单的生活方式。因为车船，甲兵都不是人民生活所必须的“什伯”或“器”，而且还会破坏环境，破坏社会，破坏生灵的“器”，没有特殊情况，就都不要使用。我们也许会奇怪为什么小国寡民的地方，怎么会有“舟舆”、“甲兵”等东西，说明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言是简单地回归到原始社会，而是在人类社会有交通（舟舆）的便利，以及战争（甲兵）的洗礼之后，人们生态意识觉醒，而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精神境界（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表明老子主张不要太过于去使用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东西，大家虽然有了最好的物质文明，但要更加重视的是精神文明，而不要太重视物质方面的文明。这与老子的顺应自然、清净无为、抱元守一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近年来，世界上的许多交通工具，包括地铁、高铁、动车的频繁出事，说明了交通工具的危险性和负面作用。而且由于大家的出游需求和交往需求，现在许多的西部高速公路和交通要道的修建，破坏了藏羚羊、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生存环境，直接破坏了生态平衡。正如像新城市主义所理解的一样，人们对汽车的依赖，加剧了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对人健康和安全都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许多城市的PM2.5超标，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PM2.5超标主要是由于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交通工具的一系列的负面作用让我们可以反省，为什么老子会倡导当人类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或是战争之后，要人们觉醒到“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的境界。 河上公对“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注解是“无怨恶于天下”，意思就是不要去怨恨别人，不要老觉得自己对，就不会发生战争，“甲兵”也就“无所陈之”了，比如美国和西方列强如果不认为自己是老大，不对别人的东西虎视眈眈，也就不会发生伊拉克战争、巴基斯坦战乱和利比亚战争。《道德经》五十七章曰：“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由此看出，老子是反对一个国家有过多的利器和技巧的，后世的君主也受到这一思想的警示，反对人类过于发展科技和武器，这也是回答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的火药只用于放焰火，而没有运用于武器的制造。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愚笨，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有着“大智若愚”的生态智慧，是我们现代人所不及的。而现在我们国家相对比较安全稳定，也是跟我们禁止武器的买卖和使用是分不开的。遵循老子的教导，我们在将来的城镇发展中要要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远徙），守住自己简单的工作（复结绳），尽量少地使用交通工具，没事也不要去使用武器，这将会使我们的环境更加洁净，社会更加和谐。 三、在城镇发展中要“知足常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一段话中老子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使人民各安其所，乐于所有，衣食住行，皆能适意。人们安于现有的条件和生活环境，少思寡欲，没有过多的追求，也就不会有机巧与智谋，从而使人们达到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境界。于是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无谓的争斗和摩擦，这样，社会自然安定，易于治理。《道德经》四十六章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认为罪孽没有再大于任情纵欲，祸患没有再大于不知满足，罪过没有再大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充实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老子认为统治阶级不应该过分地刺激人们的欲望，对现在城镇化的启示是：不要为了经济增长，或是达到城镇化的指标，盲目地强调刺激消费，激发老百姓的贪欲。贪欲的激发会使人心浮躁，社会动荡，同时也是与构建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相违背的，因此，需要有所节制，需要“知止不殆”。事实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过度刺激贷款消费和华尔街的过度贪婪所导致的，这对我们当今社会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 四、在城镇发展中要坚持本土化前文已提及《道德经》第八十章的最后一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全章的总结，意为邻近的城镇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见，而人民直到老死也尽量不交换任何东西。结合“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一句及《道德经》其它章节进行仔细推敲，就可知道，老子的理想社会就是要坚持本土化的发展，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七章所言“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和我们的田园城市和新城市主义所提出的把握历史文脉、把握差异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新城市主义只是提出了要把握文脉和保护地方的差异性，而怎样去做，却不甚清楚。但老子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要减少欲望，老子所提出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也就是人民要对自己本土的食物、衣服、居所和习俗感到满意，知足常乐，并沿袭至老死，而不要盲目地去与其他城镇交换什么东西。因为老子认为城市与城市过度交往，就会互相攀比，产生摩擦，产生竞争，甚至战争。我们看到今天的交通工具十分发达，城市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但许多大城市去过以后，就像只去了一个城市，因为大家互相攀比，互相学习，每个城市就连垃圾桶的颜色都一样了，而缺乏了地缘文化的特色性。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两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此，城镇间频繁的往来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多样性，但城镇内部的和谐交往却是老子所鼓励的，不然，他也不会提出“乐其俗”的观点了。 五、在城镇发展中生活方式要尽量淳朴自然城镇要持续发展，就像人一样，就要顺应本性，顺应自然，顺应历史，保持淳朴自然的民风。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最淳朴自然的呢？作者认为，老子所倡导的是农耕社会。在本章中“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和“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句都描写的是农耕社会的景象。而且，上文已提及小国寡民的“国”指的是诸侯国，帛书甲本中则直接为“小邦寡民”，意为以种植庄稼为业的聚居区。由此证明，老子对农耕社会是推崇备至的，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并非是因为老子的所属的社会是农耕社会，而是他认为农耕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是最纯朴自然的社会，因此才提出即使有车船、甲兵一切物质文明的东西出现，也不要去用的观点。如果将人类社会的历史比喻成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农耕社会就像是人的婴儿时期，是最为淳朴自然，最符合大道的，因此，对农耕社会的推崇，也体现了老子的“复归于婴儿”、“治身如治国”、“反者道之动”等思想的应用，正如张松辉教授所言：“老子所提倡的小国寡民社会，不是蒙昧落后的原始时代，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对所谓文明的抛弃和对自然的回归。” 人类社会历史相对于宇宙历史只是弹指一挥间，而要使人类社会“没身不殆”，只有不断使人类社会回归到本初的状态，回复到淳朴自然，返回根本，才能远离灭亡，这也是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最为积极的长生之道。遵循老子的教导，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生存的本源，我们人类社会生存的本源是洁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农作物，因此，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地简单自然，要更加注重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要尽量少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和催生剂，使农产品更加贴近自然，也就更加适合人类。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注意转变发展方式，遵循绿色发展和循环发展的原则，节能减排，尽量保护城镇的原生态环境不遭受破坏，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花更美，草更绿，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纯朴自然，让我们的身心因为贴近大自然而更加健康。 第四节 结论在城镇化如火如荼进程中，我们要明白构筑有本地特色的小城镇才是城镇发展的重点，明白发展小城镇是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和谐，更加关注幸福指数的举措，是中国长治久安，保持生态和农业安全的法宝,也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重要保障和途径。而其他类似思想的出台，佐证了小国寡民思想的真理性，小国寡民的思想并非像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和历史的倒退，相反是一种难能可贵、高瞻远瞩的积极的城镇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我国如何走城镇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七章 “不言之教”思想内涵及其对现行教育的实践价值近年来，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青少年作为高压式和标准化的现行教育模式的直接承受者,表现出身体素质差，抗压能力弱，想象力差，高分低能，甚至道德滑坡等诸多问题。 用道家的“不言之教”来指导现行教育，有助于正本清源，树立“与道合”、“与天合”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缓解人们浮躁的心态，逐渐扭转当今社会过于功利化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促进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道家“不言之教”的深度剖析一、什么是“不言之教”？——不偏不倚的整体教育“不言之教”出自《道德经》第二章，全文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河上公章句注解“此言不行不可随，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长短，君开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变，无不动乱”。这一章说明了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都是相对的，而且都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会因为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为圣人的系统观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微”的天地观和宇宙观，因此，在圣人那里，没有万物的是非之说，也没有善恶，美丑、有无、难易、长短、高下之分，因为这一切是非区别在无限的时空中都是相辅相成，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圣人所做的只是效仿天地，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由此，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能做到效仿自然，符合天道，实行不偏不倚的整体教育。 二、为什么要“不言之教”?——让大自然教道家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纯良的自然本体，人的智慧本来就是本自具足的，只是被后天的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世智辩聪”所蒙蔽，而做出违背“道”和违背“自然”的事情来。《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有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认为，人是神造的，是大自然的产物，是不可以用世间的、人想象出的知识来教育，如果强行为之，只能使人的善良淳朴的心灵衰败甚至丧失。因此，老子感慨道：“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意思就是要大家回归纯良智慧的赤子之心，抛开那些扰乱心智的世俗偏见，人的道德素质和思想境界就会得到提高。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河上公章句中的注解如下“圣人学人所不能学，人学智诈，圣人学自然，人学治世，圣人学治身，守道真也。众人学问皆反，过本为末，过实为华，复之者，使反本也。教人返本实者，欲以辅助万物自然之性也。圣人动作因循，不敢有所造为，恐远本也”。 这段话说明圣人实行“不言之教”的行为不是什么也不做，或什么也不教，而是修身度人，以身作则，拜大自然为师，以大自然为法。“不言之教”即是回归“守道真”，“动作因循，不敢有所造为，恐远本也”即是返回自身和“道”的本性，求本则得末，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 三、怎样“不言之教”？——内省式、启发式和普惠式的教化河上公对“不言之教”的注释为“以道治也。以身师导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言之教，除了要以道治，实际上就是让大自然来教外，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内观其身，道家认为宇宙一大人身，人身一小宇宙，人和宇宙万物都是同素同构的，每个人的自身都蕴藏着天地的大智慧，通过观察自身和内省的过程达到养生的目的，也是通晓宇宙大道的很好路径。《道德经》第四十七章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河上公章句注解，“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见天下也”， 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言：“天籁者，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同时，道家也强调，一味的向外看，却容易停留在细枝末节上，而体悟不到整体，所以，老子二十二章曰：“少则得，多则惑”。 老子主张教育应该像春风和煦，“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一个最好的教育者，一定是一个“善言”且“善行”的人，他的言行已经超越了一般有形的教育活动，升华到了一种“知者不言”的境界，适时而言，适时而行，像天地化育万物一样，“润物细无声”，“万物作焉而不辞”，潜移默化，让万物自行生长而不辞谢。也就是尽量让学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不是树立老师的权威，强迫学生学习。学生应在教师的引导下去观察、去体悟，去分析，按照本性去充分发展，达到淳朴敦厚却又能深察自然、社会运行规律的境界，从而完成教化的目的。同时，也要效法天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精神，“功成而弗居”，因为“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意思是说只有不居功自傲，才能福德常在，不去其身。由上可知，道家所提出的“不言之教”是符合宇宙系统观和宇宙运行法则的教育方式，是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的教育方式，应该说是道家效仿大自然孕化万物而衍生出的教育方式，是一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并激发学生内生动力的一种教育方式。因此，道家的教育是一种启发内在动力的教育。其教育思想融入到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学习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学习，而是直接寻求生命最高智慧的真正消融问题的回归“本源”教育。 同时，道家也认为，所有人都是可以教化的，因此，道家的“不言之教”也是一种普惠式的教化，这一点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相同。《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为善，圣人因而善之。百姓虽有不善者，圣人化之使善也”，“百姓为信，圣人因而信之。百姓为不信，圣人化之为信者也”。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人之行善者，圣人即以为人师。资，用也。人行不善者，圣人犹教导使为善，得以给用也”。这些话的意思是要求施教者应以“百姓心为心”，对待学生要能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能够将心比心，无论这个学生是好是坏，是优生还是差生，教育者都应一视同仁，也就是“圣人不仁，视百姓为刍狗”，即对待学生就像天地滋润万物一样，没有偏见、没有区别的对待，这样每个学生才能发挥出自身的天赋才能。 第二节 现行教育体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一、现行教育体系的弊端（一）现行“高压式”教育模式及其结果 由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现在的中小学生成了全社会最忙的人。中国的少年儿童已被无穷无尽的作业、练习册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动手实践以及与自然互动。中学生睡眠严重不足已成为普遍现象，中学生身上应有的活泼天真几乎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不该承受的压力和无奈。同样可怜的是小学的家长们被“不能输在起跑在线”的成功论所忽悠，使得大多数少年儿童的课余时间都被各种兴趣班所占满。这种教育模式是一种摧残少年儿童身心教育模式，是一个畸形的教育模式。据报道称，在高考体检中，检测出血压高的考生数目不断增加；诸如颈椎、腰椎疲劳综合征等“老年病”发病年龄逐步提前，已侵蚀到无数青少年学生的健康；近视这一问题在我国学生中也尤为突出，据国家教育部、卫生部最新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共有4亿多近视眼患者，近视发病率达33.3%，小学生近视率超过25%，初中生近视率达到70%，高中生近视率达到85%，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青少年是近视“重灾区”。 现行教育体制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青少年学生严重的“高分低能”现象。许多学生由于生活长期被父母包办，自理能力极差。同时，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大学生、中学生跳楼事件层出不穷，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小学生跳楼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由于极小极细微的问题，诸如学业压力大、被老师批评等。伴随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的是少年犯罪率的逐年攀升，复旦学生的投毒事件，南航一名大学生因室友未及时开门将其捅死等报道屡见不鲜。 在发达国家，例如欧美国家，学生在幼儿园到高中阶段都没有家庭作业，或是很少的家庭作业，比如一个月一次。但没做家庭作业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少年儿童比中国的少年儿童更笨或是学习更差，正相反，很多欧美学生比中国的少年儿童更具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据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 （二）“科学技术化”瞒天过海现象及其弊端 科学技术发展在这几百年来都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进步，人们将其总结记载成了大量的知识，他们误认为这几百年的成绩超越和包揽了人类知识文化的全部。因此，科学技术化的“狂热者”，将这些近代所产生的知识总和以科学技术的方法灌输于青少年的头脑中，他们认为就达到了最现代、最先进的教育。教材层出不穷，倾印而出。种类之繁多，科目之详尽，不囊括现代科学技术的所有知识总结誓不罢休，这就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教材产业化”的宏伟目标。企图将这些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知识最大量化地灌充于大、中、小学的教材之中，使学生们疲于应付，没有时间来照顾“自然道”和自己的身体。而且，用一些所谓科学的方法来传播这些知识，也是有待商榷的，比如在中小学中大量使用电视、电脑等多媒体教学，实际上是损害了中小学生的身体（有些老师为了电视和电脑的效果好，往往是拉了窗帘，使教室即不透气，也不透光），尤其是眼睛。同时，多媒体的教学把老师局限在讲台上，也大大减少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 而且，近几百年的科学技术成绩只是人类文化知识的一小部分，即不包含过去的知识和未来的知识，更不能包含道家所提倡的“自然道”的“天”的知识。将这些知识固化成类似于“真理”的知识，让学生无条件接受。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用现代科学知识这个片面的小知识来反对不言之教“自然道”的“天”的大知识。比如，研究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与宇宙本身是怎样形成的，研究生命是怎样产生的与生命本身是怎样形成的，孰大孰小？明白了这些问题，就明白了自然道的知识是远大于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知识。将科学技术化的知识无限地加以宣染武装，夸张扩大，无疑会遮掩隐瞒 “自然道”的存在和伟大，这种科学技术化瞒天过海的现象，是将“局部”代替了“整体”，是将“片面”代替了“全部”，是将“小知”代替了“大知”，这种现象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很大的弊端，也给教育事业带来很大的弊端。其中由其引发的“标准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三）“标准化”的问答体系及其弊端 我国现行教育由于实行统一的高考制度，此种统一的制度安排使得教育的过程趋向于一种“标准化”的问答体系。这种问答体系造就了标准化的老师、标准化的教材和标准化的试卷，是强调一个问题只有唯一的一个答案，一个事物只有一种定义，这必然会造成学生思维的僵化。比如，现在的许多大型考试用计算机阅卷（包括小升初的考试），更增加了其标准化的程度，使学生不仅要适应标准化的试题，还要适应计算机阅卷的标准，使学生成为了机器的奴隶。无数的标准答案给学生以无数的困惑与不解，老师的功能不再是“授其道，解其惑”，更像是变成“灌输标准答案，给人以更多的迷惑”的教育标准化机器。老师教会了学生如何死记烂背，如何取巧应试，如何恶性竞争，但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做一个真正有尊严，有思想，有灵魂的生态人。标准化的应试教育将学生本来具有的原生智慧抹杀得所剩无几，甚至使得部分学生为了分数不惜一切代价，造成道德被抹杀，创造力被抹杀，身体被搞坏。应试教育将学生的人脑变成了计算机，只能机械的运动，而丧失了其独有的有机性、变通性和创造性。正如上海作家叶开在了解到自己女儿的小学语文学习状况后，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二、造成现行教育体系弊端的深层次原因（一）“高压式”教育弊端的深层次原因 为什么题海战术会屡禁不止？为什么奥数在中国会由地面战转为地下战？为什么我们的减负政策成了一纸空文？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推导，认为孩子学的越多，得到的越多，就越聪明，成绩越好。成绩越好，就越可能考上名牌大学，上了名牌大学，就意味着能找到好的工作，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当上更大的官，由此家长和老师的面子上都有光。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和极大的陷阱。首先，孩子学的越多，不见得越聪明，而且成绩越好的学生也不见得越聪明。依照《道德经》的观点，“少则得，多则惑。”学的越多，越杂，可能会使孩子的脑子越胡涂，越迷惑，因为现在我们要求小孩们学习的知识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且可能有些知识之间甚至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因此，庄子有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思是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如果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限的知识，就会筋疲力尽的。知道这个道理，还去盲目追求知识的人，就已经疲困了。因此，只能“有涯随有涯”，也就是说有限的生命追随有限的知识。 那么，要对我们的孩子负责，这些有限的知识必须是要经过验证和过滤的，而且最根本的知识必须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才能“以不变以应万变”。自然作为孕育万物的源泉，在工业社会后愈加被人类所抛弃。我们对细枝末节的知识点无以复加地加以重视，而对影响我们价值观和人生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却置若罔闻。殊不知大自然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创新的源泉，也就是我们讲的原生智慧，也是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所最为缺乏的智慧，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些可以变的知识，而非不变的知识，是智能的枝叶，但非根本。而以“道法自然”著称于世的道家思想正是研究大自然乃至宇宙的原生智慧，是在神州大地上验证了几千年的本土哲学。道家认为大自然和宇宙是按照“道”的智慧来运行，人作为宇宙的万物的一部分，也应遵循“道”的法则。人要真正地体悟“道”，遵循“道”，懂得“道”运行的法则，必须少私寡欲，返璞归真，为无为，学不学，实行“不言之教”，才能理解大自然，重视自然规律，并让自己的生活追求符合大自然道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一通百通，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强烈的意识到理性化与现代性社会使人丧失了“个性”和“自由”，将人变成了所谓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动物”；必须找到克服这种异化现象的路径。为此，韦伯提出了一个消解异化的方案，即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由之门。他提出：“为了回到个人的本性、进而回到大自然去，必须从科学的理智主义中摆脱出来！”但通往“自由之门”的价值观念和使命意识是什么，韦伯并未正面回答。而在教育中普及“原生智慧”，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智慧可能是一种通向自由之门的有效路径，它广泛存在于我们的道家智慧中，它正是我们历史上许多圣人智士所毕生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反本开新，以古喻今的正向价值和使命意识，它有助于缓解现在以“权钱观”为主导的普市价值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异化和奴化。 （二）“科技化”、“产业化”、“标准化”教育的深层次原因 既然标准化的应试教育有上述诸多弊端，而且许多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为什么大家仍然在这个怪圈中乐此不疲，并且变本加厉？ 其一，是因为自工业革命后，“科技化”、“产业化”、“标准化”、“商业化”等有关现代性的一些名称，成了现代化和高级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甚至是代名词。为了提高所谓的效率，往学生的脑子里灌输更多的东西。教育产业化，也就是教育工业化的调子应运而生，因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学生也自然成了工厂中生产出的商品，整齐划一，中规中矩，但缺乏了其应有的人性和灵性。最可悲的是，当西方教育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意识到人不是商品，而大力提倡个性化发展，应着重培养其创造力时，我们还在沿用西方旧式的“标准化”教育方式，对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无情地扼杀。 其二，由于中小学教育产业化和标准化，制造出了在教育产业链和标准链上许多既得利益群体，比如教材出版社与学校的利益关系，权威补习班与各大名校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各种练习册与补习资料与许多教师的利益挂钩等等。因此，这些既得利益者想继续保持甚至增加其既得利益，因此，学生和家长就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 其三，有些人认为，尽管应试教育有诸多弊端，但现在实行的精英教育，要选拔人才，就不得不通过考试，要考试，就要有标准，有固定答案，不然就没法分出高低，因此，也就必须走应试教育的路子，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其他的方法选拔人才，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的学者把其归咎于高考制度（贺正南，1987），有的学者则把其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制约（邓李梅，2006）。本文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因为现有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成功论是趋于功利的，人们都以谋求金钱和权力作为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教育也变成了促进这种成功的手段和过程，大中小学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找份好工作，或是赚更多的钱。而且由于受到拜金主义的腐化和侵蚀，许多老师和家长下意识地也将成功的标准定义为有权有钱。在现行误区和怪圈的影响下，我们先哲们所倡导的“修身养性”、“天人合一”等文人终身学习的目的不再为现在的许多家长和老师们所认同，这是现代教育一个极大的缺失！因而，造就了现代社会人心浮躁、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现象，甚至一些人为了名利不惜一切代价，进而引发了食品安全、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异化问题。我们的老师、家长、学生都很努力，我们甚至被搞得精疲力竭，但收效甚微，甚至南辕北辙。 此时，重新审视现代教育体系，重温传统经典对于现代教育的匡正与改良无疑会起到借鉴作用，而道家的教育理念可能会为消除这些误区提供一些帮助。 第三节 道家“不言之教”思想对现行教育的启示上文已提及道家的“不言之教”相对于现有的追求细枝末节的知识的教育，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整体教育，是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大自然接触，让大自然这位老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教育。同时，有别于现行的高压式和标准式的教育方式，道家的“不言之教”是一种内省式、启发式和普惠式的教育方式。这部分的内容将谈及如何将这样一种令人身心愉悦的教育方式融入我们的现行教育体系中去，同时说明道家的“不言之教”的教育方式也是抵御现行的病态的高压式和标准式的教育方式的一剂良方。 一、实行“内省式”的教育，建立“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化，已经将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态资本提前透支。清澈自然的河流，黄土地的芬芳，小鸟的鸣叫，洁净的食物和水，以及蓝天、白云和流动的彩霞，这些普通的大自然的馈赠，已经成了现代小孩的奢侈品，尤其是大城市的小孩。我们已经污染了孩子们的环境，再也不能污染他们的心灵。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但最大的弊端在于唯分数论以及分数成功论造成一些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我们应该少学一些人为的知识，要学习诸如《道德经》这种宣扬“天人合一”原生智慧的经典书籍，由此，建议将《道德经》作为生态文明的普及读本，成为大、中、小学中心理健康课程的必读作品（大学生也可以再读《庄子》），也可节选一些有助于身心健康的经典章节，如《道德经》第一章，第八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二章进入语文课本，进行精读训练。通过小孩，带动家长一起进行《道德经》的研读。如《道德经》第十六章曰“不知常，妄作，凶”，这里的常，即是道之所常行（河上公章句），也即是本文所说的原生智慧。《道德经》认为，人们的思想，语言与行为必须要符合道，符合自然规律，若不如此，则会出现祸乱。同样，《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提醒人们做事要合于道，遵循自然本来的规律，不能破坏自然，可谓顺道者昌，逆道者亡。所以，圣人的行为处世，都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人应是自然的辅佐者，而非改造者。 由此可见，道家认为，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主要是看这个人的行为符不符合自然，如果他的行为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他就是有道德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高尚程度与智慧程度都与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程度成正比。比如我国正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多创“新”，而且在“新”的方向上也需要有一定的把握，不然就会“妄作凶”。当今社会，很多标新立异的创作，只是片面强调了“新”，但是却未必是符合自然的运行规律，而且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以及个人问题。比如搞三聚氰胺、搞转基因，搞苏丹红，搞膨大剂的人都认为自己在进行重大创新，而这些创新都是危害人类的创新。由此可见，如果创新不以自然为法，那么我们的所谓的创新只能是促进人类灭亡的创新。创新不是仅要“新”，突出不同，能够吸引眼球和注意力，而是更需要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以至整个地球上的生灵都有益的“新”，是有原则的“新”，是“道法自然”的“新”。在大中小学的教育中，应鼓励学生回归实质，寻求符合宇宙运行的大道，了悟每个人的本自具足的“不言之教”的大智慧。在了解“不言之教”的大智慧基础上，再进行创作，这样就符合“道法自然”。 最为重要的是，老师家长都要有“少则得，多则惑”的思想，不要盲目地填鸭式地给学生灌输太多的记忆性知识和信息。培养孩子健康的体魄对中国的未来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在经历了20年的高压的国民教育后，再次被世界耻笑为“东亚病夫”，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吧。尤其在时间安排上，我们应遵循《黄帝内经》中的基本养生道理来调节学生的作息时间，比如《黄帝内经》讲春三月和夏三月，都应夜卧早起，秋三月应早卧早起，冬天应早卧晚起。春夏秋的作息时间都可以根据现行的作息时间在家自行调节，但冬天的三个月，即10月、11月、12月，是万物生机潜伏闭藏的季节，人们不要扰动阳气，应当早睡晚起，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再起床。如果违反了它，就会损伤肾气，到了春天就容易得萎厥之病。因此，在冬三月时，就应当调整学生的上学时间到九点钟（特别是靠中西部的地区和城市，因为天亮比较晚），就比较合适，而不是现在中学规定的7：30就开始早读。同时，《黄帝内经》要求要睡子午觉，并且认为下午5点至次日7点都是各个脏腑器官当令的时间，人在这段时间应该不要太操劳，尽量地休息和娱乐。因此，我们应该少给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建议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应不超过半小时，中学生应不超过1小时，尽量不要占用学生的课间、午休以及周末的时间进行补课。同时，建议在大中小学校普及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养生运动，作为偏向于标准化和竞技化的体育运动的补充，将道家“效法自然、格物致知”的生态智慧通过传统养生运动加以传播，从而树立尊重自然、效仿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二、实行“自我启发式”互动教学，让学习变成一种内在需求。道家的教育是一种自我启发式的教育模式，能够通晓宇宙大道最重要的“一”，也即是“道”，本文所提的“不言之教”，就能通晓万事万物的实质，则后面的现象就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在《黄帝内经》中也有的具体描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见，如能“得一”，获得实质，那么由此而推出的“十”，“百”，“千”，“万”等应用，如数学，中医，天文等学科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即是“知其要者，一言而终”。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时却过于流于形式，过分强调一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在局部以为有所得，但是在整体上却甚为迷失。由于现代科学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随着学科的分支越来越细，当解决具体问题时，往往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却又带来更多的问题，正所谓即是“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 因此，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育中，不仅只教授科学文化知识，更应让每个学生有静心内观的时间。若能把握看似杂乱世界中的本质，则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则会有莫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创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积极性，让学生体会到学习中的快乐，体会与大自然的感应，而不是停留在细枝末节的知识上，弄得身心疲惫。在教学过程中少言语，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行为树立典范，表达教育内容。不言之教也并非一概反对言教，但要“言有宗、事有君”，要“贵言”，要尽量使用自我管理式的教育方法，融合体验教育、境遇式教育等启发式教育方法，使用故事、音乐、寓言、神经-语言程式等多种方法，尽量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让学生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而且要视学生也是一种极好的教学资源，发挥学生的参与性,多让学生思考、讨论和展示其观点，从而形成良好的“教学相长”的互动氛围，让学生如享受春风沐浴般地，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家庭教育也要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尽量培养小孩学习的兴趣，让学习成为一种内在需求，而非外在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遵循老子所提到的“图难于易”，“为大于其细”等教育理念，适时而言，适时而行，像天地化育万物一样“润物细无声”，也就是说，施教者将因自己的“善言”“善行”而使受教者进入一种庄子所谓的“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的境界。 三、实行“普惠式”的教育，鼓励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国民办学体系道家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也就是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具体体现，就是最大程度地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万物的本然的内在价值。每个学生的天赋才能也是不尽相同的，要做到“因材施教”，需要尊重每个学生的本来特质，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而不是用标准化的试题，标准化的答案来区分人才的优劣。 为了应对“标准化”所带来的弊端，为了冲破现行国民教育体系“高考为指挥棒”惯性和桎梏，为了切实地实施素质教育，应鼓励实行“普惠式”的教育。“普惠式”的教育要注意两点：一是现行教育体系中，要鼓励老师多多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不要根据分数将学生分为三流九等，而遵循道家“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教诲，一视同仁，多实行赞美教育；二是要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国民办学体系；鼓励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同道中人自行办学；鼓励学校同企业、政府联合办学；鼓励开设书院、私塾等多种形式的办学；三是除了学历教育以外，应承认非学历教育，自学成才的人才，承认教育中的师承规律，承认私塾教育，甚至游学教育，应多让学生到社会中去，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到大自然中去，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尤其是要到大自然中去，通过与大自然的对话和感应，进一步树立“以大自然为师、以大自然为法”价值取向。正所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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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武佳博士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华夏传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暨复兴之基课题研究组织委员会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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