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老庄生态治国思想的可持续意义探讨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主题。可持续发展对区域的产业结构、对社会居民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道德经》和《庄子》两本巨著内涵丰富的政治经济的思想，且是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放在首位的生态治国思想，与全球通行的可持续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部分思想对自然生态的尊重较之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本章将老庄生态治国思想与可持续相关的理念，比如可持续发展、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等理念进行逐一对比分析，将更加有助于丰富生态文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促进全球走向更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天。

第一节  老庄生态治国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辨析

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本节首先回顾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史，并对理论界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的发展原则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进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对发展带来的问题，反思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经历了一个从产生、普及到现在被广泛认同的过程。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进

工业化虽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资源、能源的枯竭等诸多问题，从而需要寻求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模式。可持续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学，最初应用于林业和渔业，指的是对于可再生资源的一种管理战略：如何实现将全部资源中的一部分高效、合理地加以利用，使得资源不受破坏，而新成长的资源数量足以弥补所收获的数量。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可持续产量（由可再生资源的一定的最优存量所得）的概念，这是对可持续性进行正式分析的开始。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类环境宣言”。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人类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一个里程碑。

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做了首次系统的阐述，指出解决人口爆炸、经济衰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世界性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可再生资源，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l987年42届联大“环境和发展会议”，由挪威前首相G·H·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合作研制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对当前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并阐释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即“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有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指出可持续发展使人类社会从根本上克服危机的唯一可行途经。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183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和签署了5个文件，为面向21世纪人类的具体行动制定了准则。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对人类发展史以及导致人类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由来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提出并不断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

1、公平性原则（Fairness） 

强调本代人的公平，即指任何人（企业）在合理追求经济效益以达到利润最大化（即内部经济性）的同时，必须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行为，不得将环境成本外推给他人或社会来承担，防止产生“公地悲剧”。强调代际间的公平，即指在时间上遵循社会的理性分配原则，不能在赤字状态下发展，保证代际协调公平。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一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一些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不仅体现在纵向的时间维上，还应该体现横向的空间维上，由此，要求发达国家对落后国际的援助、要求发达国家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环境问题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政策主张也就产生了。

2、发展原则（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既是可持续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逐步改善发展的质量，以便满足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才有能力持续发展。 

3、持续性原则（Sustainability） 

持续性原则是指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满足如下几个不等式：一是人类对非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大于非再生资源的可替代速度；二是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大于可再生资源的可再生速度；三是对环境的污染强度不能大于环境的自净能力（将废弃物和排泄物自然分解和消化的能力），即不能大于环境容量；四是对环境的破坏强度不能大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五是对环境的建设（如绿化，水土保持等）速度不能小于环境的退化(沙化等)速度。

4、共同性原则（Common） 

现代经济是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经济，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在开放条件下，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各个区域(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欠发达区域若得不到适当发展，发达区域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受到限制，其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甚至没有可能。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上的水域是相通的，大气环流并不囿于国界，气候是全球动态现象，空气污染也不止于本地，而会产生大范围乃至全球性后果，生态灾难不能人为划定疆域。 

5、主权原则（sovereignty） 

1989年5月，在联合国环境署（UNEP）理事会期间，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该声明在认可Brundtlan定义的同时，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主权原则：“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里约宣言”称：“各国拥有按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国界的，但以什么方式去实现可持续发展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6、人本性原则（Humanity ） 

人的发展不仅是发展的目的和标志，还是发展的先决条件。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在于人的生产观，消费观的转变，在于人的伦理观，价值观，文明观，自然观和发展观的升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的协调和调控。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渐进的完整体系。它包含“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护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也就是要实现区域内“生态—社会—经济”三维复合系统协调发展。在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中央领导人相继地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问题系列理论：如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节约性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自主创新、主体功能区等等，这些理论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老庄生态治国思想与现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异同

老庄生态治国思想是古老的深层生态智慧的体现，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经历了工业对地球生存环境破坏后的生态觉醒，从提出到现在仅有33年历史。两者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一）两者相似的地方

首先，不论是老庄生态治国思想，还是现有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基于改善人类作为一种大自然的生命体的生存和生活环境而发起的。因此，两者都是维护大自然和维护生态的思想。

其次，不论是老庄生态治国思想，还是现有可持续发展理论，都不一而同地考虑了，并延展了时间维和空间维，倡导人们更能为长远着想，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

第三，强调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性，可持续发展强调了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上的水域是相通的，大气环流并不囿于国界，气候是全球动态现象，空气污染也不止于本地，而会产生大范围乃至全球性后果，生态灾难不能人为划定疆域。而老庄的生态治国思想则强调了人与自身的修为，人与天、地、万物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四，两者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出现问题后提出的救世方案。老庄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不息、战乱不止的时代。诸侯割据争霸、百姓苦不堪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在工业革命后引发的人口爆炸、经济衰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世界性难题无法解决时提出的。

最后，两者都提出改善环境的关键在于人，老子认为“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在于人的生产观，消费观的转变，在于人的伦理观，价值观，文明观，自然观和发展观的升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公众行为的协调和调控。

（二）两者不同的地方

首先，两者提出的时空范围不一样。虽然，两者都提出了要延展时间维和空间维，但两者延展的幅度和范围不一样。老庄思想的延展的时空范围是宇宙，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是“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参万岁而成一纯”的时空范畴，其系统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系统。而可持续发展所延展的时间范围仅限于当代人和后代人，因此，只有时间轴的一头，而且这一头延伸到多少代人也不甚清楚。空间范围只是整个地球，而非宇宙。

其次，两者解决的生态问题的范畴也不一样。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有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来看，可持续发展是只关注了人的问题，而老庄的生态治国思想不仅关心了人，也关注了与我们共同生存的万物的发展。

第三，两者对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不一样。从公平性原则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现有的原则制定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基础，我们从本文的第二章可以得知，“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假我的思想，而老庄思想中“万物齐一”的思想是一种塑造真我的思想。当我们用“经济人”思想来约束自己外部性行为时，就有强迫或是不情愿的情绪，但当我们用“万物齐一”、“少思寡欲”等老庄的思想来指导我们行为的时候，克服外部性的问题就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也是我们获得大安心，大自在的路径所在。

 第四，两者在追求可持续的方法上不一样。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上更多的是求诸于外，比如在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上要求发达国家对落后国际的援助、要求发达国家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环境问题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这种求诸于外的做法使大家将环境保护视为了一种负担，而非内在需求，这也是为什么19次气候大会都倍受阻力，而成为扯皮推诿大会的原因。老庄生态治国思想更加强调，“内视存神，求诸于己”，认为“吉凶利害，皆由于己”，什么事情都要“内省”，找自己的毛病，而不是一味找他人的问题。解振华在华沙大会上也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措施是出于内在需求，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五，两者对经济发展的态度不一样。可持续发展中的发展原则提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为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才有能力持续发展。但老庄生态治国思想却是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作为持续发展的核心位置，而非发展的本身。同时，对经济增长没有硬性的规定，认为只要大家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可以了，提倡大家少思寡欲，守柔处下。崇尚清贫的生活，并不要求消除“穷”，但要消除“困”，庄子就称自己是“贫而不惫”，因为他的精神生活是充实整全的。我们也看到，一些贫穷的山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保护得很好的，因此，消除贫穷应该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自然资源变成物质，如果我们始终要求“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就会变成GDP的奴隶。为了增长而增长，同时也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经济规律必须有经济低谷的时候）。

第六，两者对全球化的态度不一样。可持续发展原则中的共同性原则强调：“各个区域(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欠发达区域若得不到适当发展，发达区域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受到限制，其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甚至没有可能。”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支持全球化，支持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特别保护发达地区资本和商品的流动。《道德经》八十章曰：“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在《马蹄》篇所描述的盛德之世也是:“山无蹊隧，泽无舟梁”的。由此可见，老庄都是反对国与国之间过度交往的，同时，也是反对过度使用人为的交通工具的，认为这是引起纷争，浪费资源的做法，人就应该在自己的地方，干自己的事情，守着自己的东西，而不要老是想着他人的东西，从而达到“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

第三节  老庄的生态治国思想与后现代主义辨析

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非常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与人类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全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曾孜孜以求的现代性提出了反思，其研究成果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现代性的产生及其缺陷

所谓“现代性”，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使现代成为现代的那些因素。笛卡儿、牛顿为代表的现代机械论世界观作为“现代性”的奠基，指导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在笛卡儿那里，世界是一台机器，动物和人也是一台机器，它们由可以分割开来的部件组成，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部件。机器不是活的，它没有思维，因而这种哲学主张思维和物质分离和对立的二元论。

从笛卡儿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精英化、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标准化、城市化、科技化等理性化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

随着大工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代表现代性根本特征的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产生了分裂和对立。正如布莱克所说：“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这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也带来了地球有可能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现代工业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现代商业促成了社会的繁荣，却也俗化了人的精神领域；现代自由的争取，则引发了无休止的暴力。人口膨胀、经济发展失衡、饥荒、核威胁，乃至人的异化，这一切都足以破坏自然环境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现代性表现的是工业化盛期的一种状态和性质。主张凡事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规定化的主体性原则，核心是物，强调理性思考和机械化操作。

二、后现代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由于现代性的缺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在新前卫现代主义运动和波西米亚文化中，它们反对工业化与理性化的异化向度，试图改造文化和现有的价值尺度，从而寻求创造性的自我实现。他们对“现代性”提出反思，哲学基础是尼采的怀疑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总体特征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同时也动摇了主体、理性、真理、语言、历史等概念的稳固的现代性内涵，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和雅克·德里达。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同，反对解构、摧毁、否定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出发，通过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的反思，提出自己的后现代世界观。该世界观强调内在关系的重要性，倡导有机主义，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包含着一种产生自由社会的潜力，因为作为一种普遍实用者，语言体现出对于真、善、美的肯定。交流活动包含着一种理性，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讲话人意在表达真理，表现自己，并受到正义标准的驱动。交流理性的基本规则是交流双方努力达成一致。它们的分歧在追求思想和目的的统一中消融。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一种沟通行为获取新的统一性，给现代性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性表现的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状态和性质，是对现代性反思后的升华和提升，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现代性，主张凡事遵循有机性、系统性、客观性的原则，核心是人，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性和事物的内在联系，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指出社会生活应向着生态化+人文化；本土化+全球化；多元化+创新性；交叉性+边缘性发展。而这些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宣扬的许多理念都不谋而合，后现代性里的后福特主义、结构主义、人文主义也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将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我们将发现全新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老庄生态治国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异同

将老庄思想比较于后现代主义 ,许多学者作出先驱性的研究。比如陈鼓应颇具影响的《悲剧哲学家尼采》一书引入了庄子 ; 刘笑敢在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以庄子比较萨特 ; 张石的《〈庄子〉与现代主义》全面系统地将庄子哲学比较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 葛荣晋的《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着意挖掘老庄思想与尼采 、柏格森和海德格尔哲学等同样禀赋的诗化气质 ; 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就老庄与海德格尔天道观及道与言等方面做了细致精辟的研究 。这些都为老庄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做出了扎实的铺垫 。

同时，后现代学者对道家哲学也早有认识和认同 。德国特里尔大学卜松山教授爬梳剔理 , 系统地总结了西方对道家文化的接受史 。在评析后现代重镇德里达时 , 作者指出 : “德里达哲学通过攻击所谓的西方言说中心主义并拒绝征引以形而上学方式固定下来的现有存在 , 也同样接近了庄子 ……, 以致现在有人称之为德里达道家”海德格尔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渊源不能不说与道家、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蒋朝君，2006)。他对技术的批判、对自然本体的追求以及对环境伦理的思索无不与道家的思想一脉相承。他曾与一位叫萧师毅的中国学者合作，试图将《道德经》译成德文，并让人把《道德经》十五章中的两句话（中文）写下来挂在自己的工作室内。海德格尔还接受了老子“无”、“道”、“域”等概念，并与他自己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形成自己四维的世界结构(宋祖良，1993，P274)。

（一）两者相似的地方

首先，老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实社会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理性是主要是指现代化（或是工业化）所带来的一切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所有理性，包括了精英化、世俗化、工业化、商品化、标准化、城市化、科技化等一切理性化过程的词汇，后现代主义是对这一系列词汇构成的现代理性世界全方位的解构和批判。这些所有的理性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非理性，由此，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等论断。老庄时代的理性是指以儒家“仁义”学说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理性，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庄子也认为孔子的“仁义”之说就犹如祭祀的刍狗一样，是没有用的东西。除了“仁义”的理性，老庄还进一步说明了人们关于贫富，贵贱，美丑，长短，寿夭，生死等观念的理解也是狭隘的，片面的。“仁义礼教”等知识对人的约束是因为人们已经偏离了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纯朴天性，由于过多的人为机巧的“小知“的充斥，忽略和忘记了“天道”的大知和真知，才要用“仁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实际上仁义是人和动物天生的秉性，如果没有破坏，是不需要培养的，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得不丧失，甚至适得其反。

其次，两者都反对所谓的“主体意识”。现代性所强调的“主体性”是突出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和先验性，是将人作为自然的主人，地球的中心，这就给人掠夺自然找到了借口。但这种“主体”只是一种虚构。因为人在生物圈中从来就是被建构者，而非构造者。就算是人类掠夺自然资源建构了自己的世界，也在把自己隔离在自然之外。由此，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主体存在的意义却被忘却，人实际上被沦为了现代性的附庸。福柯，这位“法兰西的尼采”甚至说出了“人死了。”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是说明人的精神，以及人作为生物体的“原生”意识的丧失。人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泯灭了人性，丧失了自我，最终是害人害己。老庄思想也反对人的“主体意识”。《道德经》二十章有云：“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大家都要争名夺利，想要把什么东西都占有归己，好像很精明的样子，而我却漫不经心，好像若有所失，比较起他们，我好像很笨，对什么都无所分别，无所割截，不争处下。我不同于他们，因为我用“天道”。道家主张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中去体道，体会“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参万岁而成一纯”，主张“吾丧我”，“丧其耦”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主张“心斋”和“坐忘”。也是一种消解人作为主体的意识。道家主张将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不争守弱，人就好像万物的一面镜子，不伤万物，万物也无从伤害人。庄子《内篇》中有两个故事最能体现这一点：士成绮前去拜见老子，觉得老子不是圣贤的人，老子却回答到：“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我只需顺从自然罢了。蒲衣子认为虞舜比不上伏羲氏，因为虞舜还是要求大家觉得他仁义，而伏羲氏则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把他当牛当马都无所谓，因此他的德性很纯真，不受外物的牵累和影响。

第三，两者都强调整体有机性。对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来讲，他们认为世界本体并非完全孤立的无经验的个体，而认为实在最基本的单位是瞬间、经验的事件，而经验的事件又是互相包容、重叠、渗透的，因此部分包含于整体中，整体也包含在部分中。“我们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中，而且包含在自然中，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世界，世界也是不完整的。”道家的系统观是；“ 其小无内，其大无外。” 庄子将极小的事物与极大的事物平等对待，是因为他将万物都放在一个无限的时空范围内来考虑。“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家主张“人身一小宇宙，宇宙一大人身。”这些观点都认为人与周遭的世界，人与万物，甚至宇宙都是同素同构的。因此，我们破坏地球，就是破坏自己，就是自掘坟墓。我们伤害他人，最终也会伤害到自己。相反，如果我们给予越多，那么，我们得到的就会越多。由此，《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种整体有机论有助于可以避免现代的片段性思维所造成对世界的割裂，以及只重视外在联系所造成世界的机械性。

第四，两者都有差异性的平等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 “ 如果一切事物都有实际的经验,那么一切事物都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即某种自为的价值, 它完全撇开了它可能对其他某物所具有的任何一种工具价值”世界的万物不仅有为他性, 更有自为性, 这是一种平等的、多元观的本体论。“夫吹万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 咸其自取, 怒者其谁邪! ” ( 《庄子·齐物论》 ) 万物从道性上都是平等的,但有保持着自己特殊的秉性。我们要尊重万物的本性，尊重其自然的属性，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也不要妄图用同一的标准去衡量或是改造他们，如若不然，就是“以己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第五，两者都有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其构建的经验流推导出了一个上帝，这个上帝整合了所有经验的过程。“ 上帝感受到了在其直接性的完整性中所存在的一切。所以, 在世界上过去了的东西在上帝那里获得了永生, 在世界上失去了的东西在上帝那里仍然活着”庄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方死方生，方生方死”，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庄子·齐物论》）庄子认为生下来就开始走向死亡，死亡就意味着重生，意味幻化成其他生命。乐生恶死之人是迷惑的，就像迷失路的小孩不知道回家一样。《庄子·大宗师》也说“夫大块载我以形, 劳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生命的休息。而且正因为我达观地看待死，才能更好的生。

第六，两者都倡导防止科技的异化。现代性将科学放置在一个绝对真理的地位，认为所谓的“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真理的代名词。科技至上的现代性思维使大众被科技所掌控，成为科技的奴隶，而真正的人性却被扭曲和压抑。后现代主义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正如美国后现代著名女作家查伦斯普瑞特指出：“现代史的每一个恶梦，其毁灭的层次和严重程度都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而水涨船高：毒气，鱼雷，空中爆炸，导弹攻击和原子弹”。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科技观的主流思想, 并不是对科学技术的绝对否定。他们所否定的是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 但没有否定其作为宇宙世界的一种解读；它们所否定的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权和霸权，但没有否定其生存权；他们所否定的是当今世界所通行的科技之路，但没有否定其在未来世界中的建设性作用。而且，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并非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数学关系；相反, 两者之间更像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平衡,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视角, 并且能相互补充。但就如何防止科技的异化，后现代主义者并未给出确切的良方。

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明确指出: “对于理解中国全部科学技术, 道家极端重要……. 全世界至今只见过, 惟有道家神秘主义体系是绝对不反对科学的。”当然，李约瑟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因为道家思想是从来不讲绝对的，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不反对科学，但反对科学的异化。同时，道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父，由此，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化学，建筑，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科学都有道家思想深层的影响。但李约瑟同时批评说：“可惜道家对实验的方法，既未加以明确的说明，对自然的观察，也未建立一套严密的系统。由于道家感于自然变化之不可捉摸，便处处依赖经验主义，加上缺乏像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加以严格分类的勇气，所以当同时代的墨家和名家争相建立一套科学逻辑之时，道家却不朝这方面努力。他们并未认识建立一套技术名辞的必要。”这一段批评，说明了李约瑟并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道家，道家的特点正在于所谓的“经验主义”，道家的所有科学是建立在“法自然”的基础上，讲究对自然的感悟和学习，讲究一通百通，触类旁通。认为世间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学科都是相通的。对于技术，道家也讲究神乎其技，如《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轮扁鼎斫轮” 、“佝偻承蜩” 、“捶钩者”、“津人操舟”、“梓庆削木”、 “工倕规矩”等寓言故事,都说明了一项技术要达到炉火纯青，就必须“法自然”。庖丁好道，故能“依乎天理, 批大卻, 导大窾, 因其固然。” 佝偻“ 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 捉蜩就无不得手。捶鉤能达到不失豪芒, 奥妙在于“于物无视也, 非钩无察”（知北游) 。津人操舟达到神妙之境, 依赖于他“忘水”，不忘者就会“外重者内拙”（达生) 。梓庆削木, 木必中用, 原因在于他能“以天合天，用自己的纯真天性去迎合木材的自然天性。工倕所以能无以规矩而成方圆, 乃在于他能“忘适之适” (达生) , 没有成心, 无以担心。这也是道家科技与现代科技的区别所在，道家科学讲究“道法自然”，科技的创新和发展都有“是否符合自然”的标准来测度该不该做，科学就有了基本的原则和路径，也有效地防止了科技异化。正所谓“知止，可以不殆。”

（二）两者不同的地方

后现代主义已到中国来跟道家攀亲戚，所以，两者不同的地方少于相似的地方。

首先，两者面临的境遇不一样。老庄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割据，动荡不息、战乱不止的时代。百姓苦不堪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十分突出。但老庄时代所面临的时代虽然战乱不止，但由于只是冷兵器时代，所以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远不及一战、二战的现代化武器所带来的破坏。另外，由于老庄时代还没有工业化，只有基本的手工业和造铁业。因此也没有工业化给自然所带来的大规模的工业污染和化学污染，因此，还保存了良好的生态本底，后现代主义所面临的境遇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现代化的一切标示：工业化，商业化，标准化，科技化，城市化，已成为人们的惯性，成为了人们与自然割裂的惯性。工业化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商业化、科技化、城市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便利，但并没有因此带来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相反，却带来人类精神的进一步功利化，犯罪指数日益上涨，霸权主义、种族歧视肆虐整个世界，人类的自然生存质量降低，整个生物圈的生存环境恶化，人类的休闲时间反而更少，疾病更多。因此，后现代主义消解人为，融于自然的任务显得更为艰巨和繁杂。

其次，两者对待现实处理的方式不同。老庄的学说是超越了当时的现实的，因为老庄的时空范围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因此，老庄对现实的态度也是超然的。老庄对现实的解决方案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将自己融于“大自然”这个道，然后顺应大自然这个道，效法大自然这个道行事，“辅自然而不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就行了。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解构理性，虽不乏直觉主义的成分，但根本上离不开祖传的理性利器，所以，后现代主义之“后” (post )，并非彻底的壮士断臂，倒仿佛一条巨蛇自噬其尾。可以说，由于后现代性对现代性全方位的排斥，批判，对现有的真理，价值，道德有很大的破坏性，一切都变成了虚无，但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它无以复加地指出了现代性的种种弊病，但它只破未立，或者说，它还未找到确切的“立”的方案。而道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是明确的，就是“道法自然”。因此，后现代的学者可以将老庄的理论作为“立”的一面，我想老庄即使在世，也绝对不会来跟后现代学者来争知识产权，因为老庄是真正悲天悯人的圣人，只要他们的理论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益，我想他们也就比较欣慰了。

总的来说，后现代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没落，荒诞，一无是处，逐渐走向毁灭的世界。而老庄却以优美的文笔，恢弘的篇章给我们展示了宇宙和大自然的道理，进而推衍出理想人和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虽然这个理想世界似乎遥不可及，但又好像十分亲切，就在我们身边。后现代给我们强调这个世界是无序的，是充满矛盾的。但老庄却强调世界和宇宙都是有序的，只是人们被“五色”，“五音”和一些“假知”或是“小知”所蒙蔽，所迷惑，因此，看不到自己内心和宇宙的实相。正所谓：“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后现代对待一切丑恶黑暗的事情都加以抨击和推翻，而道家却主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大小多少，以德报怨。”意思，就是不管好坏，我都将视其为好人。由于道家又有“齐是非，齐语言”的诉求，因此，在老庄的著作中，也尽量避免了与他人的争论。在变革方面，道家也显得比较达观和超然，如果统治者能够接受，就进谏，如果不能接受，就要及时明哲保身，或激流勇退，千万不可强言进谏。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态度也是顺其自然，如果人类能觉悟，这个物种延存的时间就要持久一些，反之，就短一些。仅此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老庄的思想总体来说，是比较缓和，而后现代的言论则更为激进一些。

第三节  老庄的生态治国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

一、生态文明的提出以及研究现状

（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

工业文明在带给了人们诸多生活便利的同时，过度地刺激了人类的物质欲望，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物种锐减等诸多生态灾难。特别是中国，在工业文明大行其道的30多年里，我们对祖先留下的生态财富肆意挥霍，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已达到历史空前的水平，生态本底已被严重破坏，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食品、水、空气以及农业等安全需求的供应越来越难以保障。

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更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党章，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现状

以“生态文明”作为主题，搜中国知网（CNKI），论文数总共为24,425 篇（搜索时间：2014年2月23日），可见学界已对生态文明足够重视，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成果（李建国，1996；高长江，2000；朱孔来，2006；戴星翼，2008等）。而一些学者则将生态文明的概念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拓展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李世东、徐程扬，2003），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其拓展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刘思华，2000；曹新，2011））。有些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廖福霖，2003；俞可平，2005）。有些学者认为是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相并列的一种文明形态（黄爱宝，2006；陈家刚，2007）。其中，比较权威和引用度较高的定义是周生贤（2008）对生态文明的定义，他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追求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而取得的积极成果与进步过程，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最高级的新型文明形态。

关于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还包括了从其内含的要素来界定生态文明（李绍东，1990；陈寿朋，2008；张光义，2009），以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生态文明的特征（李景源，2004；宋一，2009)。而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等。一些学者（孙彦泉，2000；李春秋，2008；汪励韬，2008）认为生态哲学是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他们普遍比较认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一些学者 (叶文虎,1997;程启智,2010;白小虎2010) 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学的不同侧面讨论了生态文明视阈下的产业结构（黄勤、邓玲，2008；姚旻，2009，李春发等，2010；）、增长方式（方发龙，2008；田文富，2008；李慧明，2009）、以及消费模式（高德步，2008；李瑞芳，2010）的转变。另一些学者则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发展（许崇正，2008；王娣等，2009）、生态明建设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肖建军，2008；龚建明，2009；）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质量（万本太，2008；邓玲等，2009；张军驰等，2010）等问题。还有一些学者对生态文明战略和路径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邓玲，2013；单晓娅，2013；余达锦，2008）

以“道家” 并且包含 “生态文明”进行主题搜索 ，总共71篇。以“道家” 并且包含 “生态文明”进行主题搜索 ，总共16篇。（搜索时间：2014年2月23日）由此可见，相对于研究生态文明的总的论文数（24,425篇），以道家的视角来研究生态文明的论文数相对较少（71篇），而以老庄来研究生态文明的论文则更少（仅16篇），表明以道家视角或老庄视角来研究生态文明的学者还比较少，这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必要性。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学者，主要梳理了老庄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物无贵贱”、“少私寡欲”等思想与当今生态文明的契合与对其的启示，结合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学习和自己的思考，现将老庄的生态治国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梳理如下，以供大家商榷。

二、老庄生态治国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意义

生态文明理念诞生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是由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商业化，标准化等带着现代性烙印的一切因素而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一种应对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生态文明战略是一个后现代战略，而且主要是应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效应而言的一种思潮，抑或说是战略。但由于生态文明的提出，也跟可持续理论一样是脱胎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受现代性的一些惯性思维和惯性做法的影响。因此，想要真正实现生态文明，不仅应该洋为中用，在国外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去汲取养料，更应该从我国充满生态智慧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具有彻底生态思想的老庄思想汲取养分，我们的生态文明才找到了“活头源水”，才能溯本清源，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本文将老庄的治国理念定义为一种生态治国思想，是因为老庄思想历来崇尚“道法自然”，讲究“天人合一”，追求“反璞归真”，提倡“少思寡欲”，尊重“原生智慧”，主张“无用之用”，推行“小国寡民”，给“道”、“自然”以最高本体的地位，把生态规律作为最高行动纲领，这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也必然能为“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供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一）提供了“道法自然” 、“清静无为”的生态至上视角

在对待自然的总体方法上，老庄思想强调保持事物的本真状态反对人的妄为干涉、强调追求纯自然的秩序和状态。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给予了“自然”和“道”以最高本体的地位。《老子想尔注》（敦煌残卷本）的解释为“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因此人类应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遵循自然之道，辅助万物保持自本自然特性，而不妄加人为的干涉。 庄子则将老子的道、天、地、人的范畴减为了天、地、人的范畴，给予了“天”以最高本体的地位，也即是给道、自然等范畴以最高本体的地位。

因此，在老庄那里，自然生态永远是第一性的。中国道家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兴旺的程度与其顺应自然的程度成正比。因此古人有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黄老帛书·国策》里指出：“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人强胜天，慎辟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先屈后信（伸），必尽天极，而勿擅天功。”地球相对于宇宙来说，就只是尘埃，人又好像是地球的细菌，是极其渺小的。因此，“人定胜天”是行不通的。道家、道教强调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认为“法自然”是一切事物的运行的不变法则，如果不“法自然”，就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借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格里芬的话来说，道家思想是“彻底生态主义的”，换句话说，就是生态至上的。同时按照老子对“道”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可知，道在有天地之前就已存在，无声无形，无处不在，广大寂寥，恒古不变的，它的运动方式是周而复始的，永不停止的，是生养天下万物的母亲。由此看出，老子讲的“道”是一种宇宙法则，因为是先天地生的。就这个意义而言，生态文明应该是一种宇宙文明，而非仅仅是人类文明或地球文明。按照这种观点，对于生态文明的定义，不应像部分专家所说，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相并列的一种文明形态，而应是高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宇宙文明形态。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一切政治行为、社会行为、经济行为的行动纲领，一切人类活动的总原则和总标准应该看其是否符合“道”、符合“自然”、符合“生态文明”。“道法自然”中的“法”可理解为“为法”，“效法”，因此，大自然是我们最大的法律，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医生。现在全社会由于受“经济人假设”概念的误导，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价值取向来追求，这正是当今世界混乱的结症所在。

老庄认为要做到“道法自然”，最好的办法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庄子•秋水》中在回答“何谓天?何谓人?”时，认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在道家看来，一切人妄为的就是“人”，自然的状态就是“天”，自然就是道，自然就是真，因而反对一切外加的人为束缚和矫饰，反对对自然界和动植物的妄为干预，提倡真情与自然。“道法自然”思想对包括动植物在内的自然界体现了一种尊重而非凌越、自然无为而非妄作的“清静无为”态度。因为只有人类的“清静无为”，才能让大自然和“道”来作为，不然就会人为的干扰“大自然”和“道”的运行。

总的来说，道法自然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树立生态文明第一性的观念，因为上文已提及道家认为生态文明应是高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宇宙文明形态。这就给“天”（道、自然）最为尊贵的位置，避免因个人私欲的膨胀而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系列问题。同时，让生态文明发挥第一性的功能的要点就是“清净无为“，《淮南子·修务训》对“无为”进一步阐释道：“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私欲不得枉正术，循礼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意即用“无为”来治国的统治者其所欲所求不得损害天下人的利益，按照自然的法则来管理国家，这样就不必制定严厉苛杂的法令和规则，人民各得其所，社会秩序安定和谐，统治者看似无为，实际上是顺应了大道，从而达到民裕国强的目的。

（二） 提供了“天人合一”、“人与天一”的整体生态视角

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即所谓“天人之际”问题是人类哲学意识基础，在古希腊，在埃及，在古印度，哲学家们谈论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一部哲学史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老庄思想的中心概念是“道”，天人之道可以合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即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万物来自一个共同的总根源“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⑵“道”作为最高与最基本的范畴，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总根源与本质、以及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法则。而这个“道”的特性是“渊兮，似万物之宗”，它像深渊一样空灵无物，但又可以生成万物。

现代人的行为之所以存在生态和非生态的差异，其产生的哲学根源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价值地位观点的不同，二者分别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庄子则明确提出了“人与天一”的说法：“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 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人与天一”的哲学命题跳出了人与自然谁为中心的非此即彼的分裂或对立思维模式，视自然和人为同一整体，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非要以中心来定义，就是生态中心主义，“天定胜人”主义，目的是要实现生态的和谐和可持续循环。

道家“人与天一”的整体观对生态文明的指导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天与人的关系定位上，天人一体构成完整的系统，趋向在合不在分；其次在生态伦理的目标层面上，天与人共生共荣。人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自然生态和谐。深层生态学是当代环境保护思想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与旨在“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的以保护“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的浅层生态学相比，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来认识。在将人与自然关系视为同一整体系统以及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上，现代深层生态学与古老道家实现了完美契合。

（三）提供了“万物齐一”、“道通为一”的生态价值视角

《庄子·齐物论》中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这是庄子对人在自然界中地位的核心观点。庄子认为天地万物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万物均由天所生，道所生，因而都具有各自天性和道性。“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虮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犹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部患病甚至酿成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们住在高高的树木上就会心惊胆战、惶恐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三者究竟谁最懂得居处的标准呢？人以牲畜的肉为食物，麋鹿食草芥，蜈蚣嗜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则爱吃老鼠，人、麋鹿、蜈蚣、猫头鹰和乌鸦这四类动物究竟谁才懂得真正的美味？猿猴把狙当作配偶，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则与鱼交尾”。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我们要尊重万物的本性，尊重其自然的属性，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不然就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

具体来讲，就是庄子所说的“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圣人不从事琐细的事务，不因为追逐私利而破坏自然，比如猎杀濒危动物获取其皮毛和器官等来获取短暂的经济利益。不妨害万物的生存法则，按照其本来的生活习性，来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在《庄子•至乐》中谈到，比如对待鸟类，“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鮋，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明确反对“以己养养鸟”，反对按照“人”的方式去所谓厚待动物，明确倡导“以鸟养养鸟”，让动物以天性生活，人类不对它们有任何的干扰。对于大熊猫的保护，应该在大熊猫栖息地进行生态走廊建设，通过竹子等适生植物的生长，将分割开来的大熊猫栖息地连接起来，加强各山系被分割的小种群互相沟通，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大熊猫族群的繁衍生息，而不是简单地将大熊猫关起来人工饲养。不喜好贪求，不因循世俗成规；不要有什么特殊的偏好，要知足常乐，不要因为特殊的偏好而破坏自然，偏离正道，不迷信权威或经验，应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待他。如果圣人这样做，就是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具体体现，就是最大程度地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万物“真我”，从而保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

（四） 提供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态度视角

老庄思想认为人产生于“道”生万物的过程中，因而人类应效法天地之道，对一切事物采取顺应自然、遵循天道自然本性的态度，过着谦逊无为、自然而然的生活。作为自然万物中的平等成员，人类不是主宰者和优越者，道家因而提倡恬淡无为，重视精神而非物质，追求返朴归真，体验生命的真实意义。在道家眼中，道的本体已经被遮蔽、本然被破坏、真性被损坏，因此呼唤人类回归自然纯真的生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 “圣人皆孩之。”指出“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并且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家指引人类进入一个未经雕刻、无意识、至真至极的绝对境界，实现人与道契合、人与自然合一。

老庄倡导的“返朴归真”简单生活态度，也就是要求大家崇尚节俭，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不要盲目去追求奢侈享受，更不能为了钱财和权力不择手段，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这些主张也非常符合生态文明对资源节约的要求，党的十八大建设生态文明章节对资源节约提出了总体要求，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过多地追求人生的享乐和物质的欲望，会导致人自然本性的缺失。当今我们看到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治安问题等都是与时下流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老庄生态思想有助于化解这些问题。因此统治者应该“为腹不为目”，以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为第一要务，使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来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目的。

“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无欲无求，老百姓也不会有过多的欲望，也不会为了增加财富而不惜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秉承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将勤俭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还应该倡导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生态需求，不要盲目地拉动内需或过度地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进而激发人民欲望的膨胀，要让人民认识到洁净的空气和水、安全的食物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而非豪车洋房等外在的物质需求。同时，政府不要过多地强调名利和政绩，而要使官员们更加注重民生，更加关心人们生态财富的增加，将地区生态财富指标纳入政绩考核，而不是单纯追求GDP或其他政绩指标。这样百姓才会上行下效，回归自己内心正直善良的天性，从而自动自发、心甘情愿地维护生态环境。“我好静则民自正”，河上公注曰“我好静，不言不教，而民自忠正也。”就是指治国者若能清虚好静，百姓自然忠正不阿，树立“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价值观。

（五）提供了“内视存神”、“求诸于己”的生态系统视角

 现在经济社会通行的“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天人割裂”的价值观。同时，由于它将个人利益与自然利益割裂开来考虑，因而也是一种狭隘的系统观，必然造成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时候，会以牺牲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为代价。如果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是既定的，人消耗得越多，人对地球资源的不当行为越多，那么资源短缺、森林耕地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就会越演越烈。而庄子关于人和万物平等的观点，则源于庄子的宇宙全息系统观，“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将极小的事物与极大的事物平等对待，是因为他将万物都放在一个无限的时空范围内来考虑，认为万事万物无论大小都具有道性，因此在道性上是万物齐一的。相对于“经济人假设”，这种系统观是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全面、更为生态的系统观。

这种系统观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同禀，同构同律，它们都是道在自身的大化流行过程中的产物，在无限的时空范围内，大中有更大，小中有更小，所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因而道家有“人身一小宇宙，宇宙一大人身”的说法，认为地球乃至宇宙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它有呼吸、有活力、有意志。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James .E. Lovelock）提出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其核心思想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因此，如果要研究宇宙，就首先要内视存神，求诸于己，研究好人自己本身那个“一”，就能理解天地万物的那个“一”。《道德经》三十九章有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种思想，庄子在其《外篇·胠箧》中也有体现：“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 这些思想都表明了老庄“抱一为天下式”的观点，就是“得一而得天下”。这里的“一”就是“内视存神”后对“道”和自然的理解。

庄子《齐物论》的要义在于“吾丧我”，“吾丧我”的目的是“齐万物”和“逍遥游”。由此可知，庄子实际上是要通过体察“真我”来体察天地万物的奥妙，也就是说，庄子是通过体察“真我”的路径来了解这个宇宙全息生态系统。实际上，体察“真我”的思想在老子那里也有所表述，“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现天道”，河上公注道：“圣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现天下也。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人君清净，天气自正；人君多欲，天气烦浊。吉凶利害，皆由于己。” 

古代明君认为君为政源，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由此治国安邦依君德为本。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639）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由此可见，唐太宗认为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并将施仁义当作吃饭一样重要，把其当作抵御灾害和国家得以生存的重要法则。因此，当生态环境恶化或灾害发生时，我们要善于求诸于己，而不能总是去找一些客观原因，许多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与我们人类的不当行为密切相关的。因此，全息系统观的建立，有助于人们在遭遇生态问题时，更多地求诸于内，体察“真我”，认识到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是人类在自掘坟墓；要改变生态环境，必须从自身的修养做起，从人自身做起。

第四节  结论

意识决定行动，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宗教，应该也能够对人们的生活态度与行为的生态化产生重要影响。追求与道相合、人天合一的道家信仰者，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然表现为生态行为，因为只有行为生态化，才符合“道法自然”原则，才能让求道者与道同一，才能实现精神快乐和愉悦，这是道家道教信仰者的内在追求和人生终极。从一般生态者角度看，也许理想的生态行为会带来日常行为的部分约束，让人们丧失一些尽情享乐的机会，而在求道者那里，生态行为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达到内心的和谐与平静。

老庄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实践观，与因生态环境恶化所产生的现代生态理论倡导的生态行为相比，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自觉性与天然性特点。现代生态理论相对具有被迫型、非主动性、由外而内的适应性等特点。老庄思想对生态实践指导作用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老庄的生态价值观为人类行为的严格生态化转变提供了一种从意识上彻底改变的可能路径。正如1997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宗教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宗教可以提供单靠经济计划、政治纲领或法律条款不能得到的东西：即内在取向的改变,整个心态的改变,人的心灵的改变,以及从一种错误的途径向一种新的生命方向的改变”，这也正是老庄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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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后   记

      这篇博士后论文的完成，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仅是我完成了博士后的经历，即将会有博士后的头衔，更重要的是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完成一次身心的洗礼，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老庄思想的指引下，更加地达观和真实。

我原来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而我博士后的研究方向却是道家哲学。有人会说我是奇葩，正是我这个奇葩，却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这个抉择要追溯到1998年4月我从瑞典回来。刚从瑞典回来，我深深感到我国的生态环境与瑞典的差异，成都的空气中飘散着的各种臭味使我近一个月不能适应，我在日记中写到：“曾几何时，我们再也看不见绚烂的晚霞；曾几何时，我们的河流不再清澈；曾几何时，我们的空气中飘散着各种恶臭？旧的文化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文化格局尚未形成……我们迷茫，我们徘徊，我们该怎么办？”当时，我暗暗立志要当个环保卫士，由此，当我在进行硕士学习时，我就有了生态文明的观念，我还和杜肯堂教授交流，认为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但由于我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方向，因此，我的硕士论文没有写有关生态方面的论文，而写的是《西部人才市场机制研究》，这个题目和我当时跟人事厅做的课题有关。当我读博士时，我又想写有关生态方面的论文，但老师们都认为我数学基础太差，无法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当时经济学论文写生态环境方面的都要求数量经济的分析，于是我又一次与生态的论文失之交臂，而写了《现代会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博士论文，也是机缘于我当时帮成都会展办起草《成都市会展业的十一五规划》。

2009年，我父亲从瑞典回来，邀请卿希泰老先生用餐，席间不知怎地，就谈到我想进入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的事情，因为我爸爸与卿老先生是旧交，卿老先生也就立马答应了。但由于毕业时限一些原因，未能在当年入站研究学习。2010年9月，几经周折，在谢和平校长的关心下，在杜肯堂教授的推荐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站了。但由于我的道家哲学的基础很差，几乎要从头学起，而且原来专业在基本假设和范畴研究上都与道家文化大相径庭，因此，卿老师要求我跟着博士生上《道教史》的课程，参与他们的讨论，对道教和道家思想有个初步的认识，而这个过程又经历了一年。因此，直到2011年，我才与合作导师商议决定选择《老庄生态治国思想及其实践价值研究》作为我博士后论文的选题，我才终于可以研究我长期以来想研究的生态问题。由于我的基础差，加之我是在职研究，没有太多的时间，因此，我与卿老师商议，我只是精读《道德经》和《庄子》，其他的道家经典我只是泛读，这也是实践老子“少则得，多则惑”的主张。在我从事老庄思想的研究后，我才发现老庄思想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瑰宝，是具有“彻底生态主义”的哲学。有时我觉得，冥冥中，仿佛老天在眷顾我的志愿，成为一名生态卫士，而几次与生态文章失之交臂，是因为我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我的境界还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态，而当我逐渐有这个认识时，老天让我接触了博大精深道家生态智慧和老庄生态治国思想，并且是在道教学泰斗卿希泰老师指导下，完成这篇博士后论文，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在这篇博士后论文即将付梓之时，我百感交集，我这么多年，好像总是在他人安排下生活，学习，而博士后的方向和论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总算干了点对得起自己的事，虽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务正业”或是“剑走偏锋”。但由于是“不务正业”或是“剑走偏锋”，因此，在行进的路上不免要遇到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都在我身边的良师益友的帮助下，一个个的挺过来了。

因此，在这里，我想首先感谢我的恩师卿希泰老先生，卿希泰老先生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我对道家知识的无知，答应做我的合作导师，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之后，卿老师在给我补习道教历史，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帮助发表方面，在论文资料的提供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甚至在生活思想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当我有所懈怠时，经常提醒和鼓励我，而且对我的学术期望很高。卿老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风趣幽默，我甚至有段时间，有事没事就到卿老师家去混饭吃，和老先生一起晒晒太阳，唠唠嗑，感悟一下老先生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坚强的意志，也是对我人生的一种洗礼。

同时，我还要感谢谢和平校长，石坚副校长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感谢盖建民教授，詹石窗教授、潘显一教授、张泽洪教授、陈德述教授等教授对我谆谆教诲和细心指导，感谢陶宏书记、朱方明院长、张红伟教授、陈放教授、张晓粉老师、余晓红老师、邓曦老师等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朱展炎师兄、李知恕师兄，何萍师姐、周冶师兄、杨柳师兄、束伟龙师弟、梁玲师妹、孙瑞雪师妹、王倩师妹、张文博师弟、张银银师妹、郭丽娟师妹、边燕燕师妹、王林梅师妹、吴永超师弟、黄玉师妹、王景冰师妹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给予我的耳濡目染的教导和支持。我的父亲曾庆宗，是一位从事传统武术、医学和文化研究的教授，由于我爸爸的影响，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母亲邓玲，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她带着我做了许多课题，让我对现实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她让我参加了许多学术讨论，开阔了我的视野，激活我的思维。我参加了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其区域实现研究》（项目编号：07&ZD019)，使我对生态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她在生活、学习、工作上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是我博士后论文能够顺利完成的坚强后盾。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肖杰，每一篇文章完成后，他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他总是耐心地，中肯地为我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儿子肖翔宇，他也是我的忠实粉丝，他经常与我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我与他的交谈中体会了不少小孩所独有的原生智慧，与许多老庄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还要感谢我的二姐曾华艳和二姐夫欧阳立群，感谢他们与我交流他们对佛、道的认识和看法，使我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我在此也一并感谢我的大姐曾文丽，姐夫姜勇，表姐刘伟，表姐夫彭志刚，表弟李凡，还有我的小姨妈邓健和姨爹李玉芳，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和鼓励。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朋友蔡尚伟教授和程励教授，感谢他们对我的认可，以及带我参加一些文化创意的课题，使我对道家文化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感谢程励教授指导我发表英文刊物上的文章。同时，感谢我的朋友魏周琳，邓维茗，李霞，徐鸿沛对我的认可和支持。

总之，感谢上苍，感谢老庄，感谢让我这样一个愚钝之人能够感知老庄的生态智慧，并将其运用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感谢我生命中能够有那么多的温暖和帮助，再次感谢一切曾给予我帮助的人和事，和我学习和借鉴的书籍和论文的所有作者，以及和我交谈过老庄哲学和社会问题，给我以思维启迪的一切朋友。

                                                                                            2014年3月21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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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武佳博士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华夏传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暨复兴之基课题研究组织委员会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 副教授